内容提要：19世纪的印度霍乱流行是理解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的良好切入点。作为印度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组成，朝圣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霍乱疫情的暴发和扩散。印度地区的霍乱所呈现出的地方性、季节性和周期性等流行病学特征，在空间和时间上与印度朝圣息息相关。印度朝圣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制度环境形塑了霍乱的流行模式，影响着霍乱流行的广度和强度。

　　关 键 词：印度朝圣 霍乱流行 环境

　　作者简介：杜宪兵，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从疾病生态学的角度来讲，任何疾病都不单是简单的生物医学意义上的病种，相反，它们还蕴含了环境、身体、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独特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滋生出独特的疾病，并形塑着其流行模式。在基于疾病的地理分布所作出的生态区划中，南亚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地区之一，这里一度成为天花、鼠疫、霍乱、疟疾等大型流行病的大本营。因此，这些流行病就成为了解印度地区的疾病生态学，进而考察该地区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长期互动的良好切入点。其中，“流行病学表现特别令人难忘的历史疾病里，最臭名昭著的恐怕是霍乱，历史学家至今还在着迷地追溯它的传播史”[1](P72)。霍乱被称为“19世纪的世界病”①，在19世纪里曾出现过五次世界性大流行。简要回顾霍乱的流行史，“两个事实值得注意：1、从霍乱的早期历史来看，无论传播到印度之外的任何地区，其源头都可以回溯至孟加拉。2、无论霍乱何时侵入西亚、非洲、欧洲或美洲，我们都可以在朝圣者及其惯常的旅行路线上追查到踪迹”[2](P126)。霍乱是印度地区的顽固的地方性流行病，早在19世纪之前，霍乱就已经是印度地区的地方性流行病②。如今，当众多流行病都已成为历史的时候，霍乱却仍在该地区书写着新的历史。在霍乱流行的过程中，朝圣活动是导致疫情扩散的主要动力之一。如同麦加朝圣是霍乱实现跨地域扩散的重要助力一样，印度朝圣是印度地区霍乱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霍乱在印度地区流行有着深厚的疾病生态学背景，而作为宗教仪式的朝圣活动是该地区根深蒂固的传统，二者的相互影响很能体现出文化模式与疾病模式之间的互动。本文无意探究霍乱流行在身体、环境和文化等方面对印度朝圣的影响，而只是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角度入手，对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后半期印度地区的朝圣活动对霍乱流行的影响作出初步分析。

　　一、霍乱的流行病学特征与印度朝圣的自然环境

　　霍乱是一种烈性肠道传染病，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所有在19世纪之前发生在印度地区之外的“霍乱”都是地方性或散发性的具有挥霍缭乱、吐泻腹痛等症状的疾病，而非由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e)引发的烈性传染病，即流行性霍乱或真霍乱③。就印度地区而言，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记载，学者们对于古代印度的具有霍乱症状的流行病是否由霍乱弧菌引发的霍乱这一问题未能达成一致看法。但是在近代早期，欧洲人开始涉足南亚，并明确记载了霍乱的流行状况。可以确定的是，早在19世纪之前，印度就多次爆发霍乱，并具备了19世纪时的一些流行病学特征，因其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而往往被称为“亚洲霍乱(Asiatic cholera)”[3](P1－27)。进入19世纪之后，在1817年前十余年的时间里，印度的霍乱仍表现出鲜明的散发性特征，主要发生在北方邦和中央邦。1817年是霍乱流行史中尤为重要的年份，一方面，霍乱开始跨越印度边界，呈世界性大流行之势；另一方面，历次霍乱流行的疫源地都指向印度地区，引发了印度国内外对霍乱的高度关注，相关文字记载日渐丰富“充分的证据证实，从1817年8月至1818年12月，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国家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受到了霍乱的冲击”[3](P65)。由于此次霍乱流行范围广泛，影响深重，以至于人们视其为一种新型疾病[4](P14)。自此，霍乱分别于1817—1823、1826—1837、1846—1853、1865—1875、1883—1896以及1899—1920年等不同时段在世界各地流行④。由于印度是霍乱疫源地，所以在历次大流行的发生时间上要早于世界其他地区。与1820年代或大致时间段相比，1860年代的霍乱流行造成了更大的人员伤亡，“40年前，受感染人数的死亡比例是1/5，而今这一比例已经翻了3倍……约有70％的人濒临死亡。在过去的40年里，与霍乱有关的死亡率在印度稳步上升”[4](P29)。自1817－1865年，印度地区约有1500万人死于霍乱[5](P81)。总体看来，19世纪后期的霍乱流行在时间和地域的跨度以及造成的影响上都要超过19世纪前期，其中，朝圣活动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

　　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必须具备病原体、宿主和传染途径三个基本条件。具体到霍乱而言，霍乱弧菌是人类霍乱的病原体，在自然情况下，人类是霍乱弧菌的唯一宿主，病人与带菌者是霍乱的传染源，主要通过口腔摄入被污染的水或食物传染。霍乱是发生与流行是涉及多种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复杂过程，包括霍乱弧菌在未感染人时的存活、霍乱弧菌借助水等媒介的散播、传染者与易感者的接触等多个环节。其中，霍乱弧菌的毒力、致病性、生物稳定性以及传播途径等因素是决定霍乱流行的强度和广度的至关重要的条件。作为一种典型的媒介类传染病，印度地区的霍乱表现出鲜明的流行病学特征，这些特征与该地区独特的原生环境和生态系统息息相关。

　　(一)地方性

　　虽然历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在辐射地域上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发端却都指向了印度地区，尤其是恒河三角洲，这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印度北部有喜马拉雅山脉相隔，东、南、西三面有海洋包围，其河流系统主要分布于西部、北部和中部地区，以恒河流域最广，形成恒河三角洲。三角洲地带属于潮湿的热带气候，年降雨量高达1250—2500毫米，每逢雨季，暴雨肆虐，河水泛滥。由于霍乱具有一定的自然疫源性，水系统是其传播的主要途径，因此自然水体的质量和生态直接影响了霍乱弧菌的生存和传播，并影响着传播的范围和速度。事实证明，历次霍乱都呈现出沿海湾、江河分布的地理特点。霍乱的地方性流行特点不仅体现在印度作为世界性霍乱流行的疫源地上，而且还体现于印度地区之内。19世纪发生在印度霍乱流行几乎每次都始于孟加拉地区，这里地势低缓，河网密布，人口密度大。孟加拉邦的温度终年保持在26℃以上。再由于该区域湿度大，水温较高以及水的酸碱度、水中含有一定量的盐分(0.2％)和有机质，适宜于霍乱弧菌的生存和繁殖，以使长期在水中存在病原[6](P191)。根据对与霍乱相关的死亡人口数量的统计，多位学者都明确指出了印度地区霍乱的地方性，认为英属印度时期的阿萨姆邦、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奥利萨邦、马德拉斯管辖区的东南部等地区是霍乱的集中暴发地，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以孟加拉河网地区为中心的恒河三角洲[7]。这些地方具有诸多共性：紧靠地表水系统；人口密集；距离海平面高度都不超过50英尺(约15.24米)[8](P51)。这些显著特征意味着地理环境在霍乱的地方性流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季节性

　　气候因素与霍乱流行的相关性尤为明显，使得霍乱暴发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周期性和地理分布的规律性。印度的自然地理划分明确，其气候属热带季风型，典型特点是全年高温，有明显的雨、旱两季。受季风性气候和地形条件的影响，降雨时间和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年降雨量的绝大部分集中在6—9月份，致使汛期局部地区洪水成灾，干旱季度用水又极为紧张。在地区分布上，恒河三角洲是雨量最为充沛的地区。恒河三角洲地区从6月到9月雨水很多，经常导致水灾。作为饮用水主要来源的水池、水井，注满了从地面流入的雨水。这些水池和水井水藻寄生，极大地增加了积水的碱性，为霍乱弧菌的繁殖创造了适宜的条件。首次世界性霍乱流行开始时就适逢反常的气象条件。1815年，印度天降暴雨，洪灾泛滥，收成尽失，1816年却格外炎热干旱，而1817年又是暴雨连连，其影响甚于1815年。1817年8月，霍乱疫情开始在孟加拉暴发，并在短短的两年之内横扫印度各地。其后的历次霍乱流行也都体现出较强的季节性，一年内各个月份的发病情况有所不同。在雨量充沛的夏秋季节，霍乱的发病率和致死率就会自然上升。恒河三角洲地区的霍乱大多于当年的9到11月出现，在12月末或1月初达到高峰，然后迅速传播至印度东北部的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冬季时，霍乱在此处于潜伏状态。3至4月份时，霍乱开始沿两个方向向外传播，一方面传向西北方向的旁遮普，另一方面经中央邦传播到南部各邦[9]。

　　(三)周期性

　　与上述季节性特征相关，尽管流行区遍及印度各地，但历次源自恒河三角洲的霍乱流行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对1862－1881年间印度各省的霍乱流行情况进行的统计显示，霍乱的流行时段一般为3年，每次流行都会历经复活—衰退—平息的发展过程[9]。霍乱的爆发或短期波动乃因大量人员在短时间内接触同一致病因素所致。种种资料证实，这种周期性与在北方邦的哈德瓦和阿拉哈巴德举行的大壶节有着密切的关联[10]。尽管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历次霍乱流行的周期并不一致，但平均流行周期大都维持在6—9年。

　　由流行病学方法可知，印度地区的霍乱在空间上表现出典型的地理分布特征，在时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和周期性，但这些绝非纯粹的地理环境因素所致。在自然情况下，人类是霍乱弧菌的唯一易感者，病人和带菌者是霍乱的传染源，人群的大量流动是霍乱得以传播的重要因素。因此，霍乱在印度人口群体中的分布是理解霍乱流行的另一维度。在印度地区参与群体庞杂、辐射范围广泛、持续时间较长的大型活动中，朝圣活动无疑最具代表性。印度朝圣为霍乱弧菌、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提供了有利的平台，而朝圣活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印度教徒称他们朝圣的地点为“提尔塔”(tirthas)(梵语“tirtha”的字面意思是“河流浅滩”)，称朝圣活动为“提尔塔—雅塔”(tirtha－yatra)，意即“河滩之旅”。朝圣地点多位于河流的交汇处，有成百上千个，遍布印度。圣地分为常年性圣地和临时圣地两类，前者中较为著名的有七个，分别是贝拿勒斯(Benares)、阿拉哈巴德(Alahabad)、哈德瓦(Hardwar)、马图拉(Mathura)、阿约提亚(Ayodhya)、甘吉布勒姆(Kanchipuram)和德瓦尔卡(Dvaraka)。这些圣地大都位于北方邦，只有甘吉布勒姆位于印度南部，而且大都位于河流沿岸或河流交汇处。恒河是印度教徒心中的圣河，它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流经中部平原，注入孟加拉湾，下游河谷宽阔，水流平缓，支流众多，其周边的圣地成为印度教徒心中最为理想的朝圣场所。自古代始，印度教的节庆就吸引着大量的朝圣者涌向恒河下游。单是北方邦一个地区就有400个节庆地点，每年吸引着1200多万人前来。其中，东部地区的116个集市吸引了287000名朝圣者，这些节庆活动在每年的三四月份举行，而这时的气象条件刚好适于疾病的传播[11]。人口熙攘的节庆地点和朝圣路线成为霍乱的主要流行和散播场所。其中的有力证据就是霍乱爆发的周期与每12年一次(1867，1879年)在哈德瓦举行的大壶节(Kumbh Mela)或小壶节(Ardh－Kumbh Mela)相吻合。奥里萨邦的普里，马哈拉斯特拉邦的班达普尔(Pandharpur)以及印度南部的几处朝圣地也有类似的吻合[5](P83)。每6年在印度两个最大的节庆中心——哈德瓦和阿拉哈巴德轮流举行的大壶节和小壶节都会导致霍乱流行，造成大量人员死亡。1879—1900年，两地在轮流举办两个节日期间，霍乱流行导致了大量人员死亡(详见表1)[11]。

　　此外，朝圣活动在时间和地点上都较为集中，来自各地的朝圣者的涌入使得朝圣地点变得拥挤不堪，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临时搭建的营房毫无规划，几乎完全没有排水系统，导致脏水横流，粪便遍布。不卫生的取水、用水方式也加速了水体的污染。上述诸多因素都造成了霍乱弧菌的滋生以及霍乱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