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来临时，哲学迎来了一种变革的尝试。基于对大众直觉在哲学中的作用的理解，欧美大学里的一些年轻学者将“大众直觉”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他们提出了“实验哲学”的新概念，采用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方法，在古老的哲学学科里掀起了一阵波澜。

　　实验哲学家对大众的哲学直觉的研究，具体表现为对心理进程的经验性研究，包括在意识与道德领域中的哲学直觉。涉及的问题包括：经验研究对概念的经验主义理论的支持，道德行为主要是由性格特征或背景因素所决定；情绪是否在道德判断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等等。他们认为，通过仔细审查人们关于各种案例的日常直觉，能够获得重要的哲学见识。

　　实验哲学目前已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收集到的证据显示了认知直觉中存在文化差异，道德直觉中存在着“诺布效应”，道德责任与决定论并非像以往认识的那样是排斥的，而是可以相容的，等等。以“诺布效应”为例，它揭示了一种由于道德上的考虑而影响了对行为意图进行判断的现象。当行为的副作用是好的时候，人们认为行为实施者是无意图地引发该副作用；而当副作用是不好的时候，则认为行为实施者这么做是有意为之的。后来的研究者通过对几位VMPC脑区损伤者所做的研究，也发现他们的意图判断中同样存在“诺布效应”，反应与正常人并无显著差异。这就进一步排除了情绪在“诺布效应”中的作用。

　　不过，围绕实验哲学的可行性问题也导致了一些争论。反对者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其一，哲学是作为专家的哲学家的事情。比起普通大众，哲学家以一种更坚实可靠的能力来获得关于各种案例的准确直觉。假如让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来调查大众关于物理学或生物学的直觉，那是荒谬的。就像物理学家不会考虑大众物理学一样，哲学家也不需要考虑大众哲学。其二，实验哲学并不是什么哲学，只是实验心理学或哲学的心理学。其三，当代有影响的哲学家威廉姆森认为，哲学直觉在方法论上并不重要。例如，我们关于“知识不仅仅是确证了的真信念”的最好证据并非 “某人真正相信p这一点是被确证的，而不知道p”是可能的，而是“这是可能的”这一事实。因此他的结论是 “我们最好的哲学证据由关于世界的已知事实构成”。

　　这些批评从根本上涉及对“什么是哲学”的理解。从外延上说，这是关于哲学的论域问题。本来，哲学的一个特点是其对象的变换性。在古代哲学那里，其对象是本体论。到了近代，则转向了认识论。在现代，转向语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实验哲学也可以看作是一定范围内的哲学论域的转变，转向对认知、意识、道德判断等的大众直觉的研究，并因此采用了新方法。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实验哲学将社会科学的方法引入哲学。就像对于锤子、锯子、钳子等工具，我们无法比较哪种工具更好、更有用，只能说工具的有效性取决于具体的使用对象与用途一样，哲学方法也是如此。分析哲学方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以及实验哲学方法等，都不过是一些哲学研究的工具，其有效性同样取决于使用对象与用途。当需要对概念进行分析时，采用分析方法是可行的；当需要对存在者的生存现象进行描述时，现象学方法是恰当的方法；而当我们需要了解大众对认知、道德判断等的直觉时，实验哲学方法则派上用场。这些不同的哲学方法，共同构成了一个方法论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