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素来就有按照不同地域划分学术流派的传统。秦汉时期,同是传承《春秋》的儒生中已有“齐学”与“鲁学”的分别。宋元时,出现了湖湘学派、浙东学派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学术流派。清中叶考据学大盛,学界有吴、皖两派之分,晚清今文经学兴起,又有所谓常州学派。凡此种种,都是以地域命名的地方学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兴盛,地方学研究逐渐繁荣,相关讨论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愈加丰富。与以往相比,当前的地方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地方学研究更加关注本地区实际问题 

    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提出了以本省全称或简称命名的地方学名词。目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除天津、河北等个别省份外,其余全部提出了本省的地方学名词,如北京的“北京学”、上海的“上海学”、海南的“琼学”、贵州的“黔学”、江西的“赣学”等,甚至香港、澳门、台湾也提出了各自的“香港学”、“澳门学”和“台湾学”。更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和安徽原本已各有“关学”和“徽学”这两个较为知名且历史悠久的地方学名词,近年来又提出“秦学”和“皖学”两个新词。与这种“命名热”相对应的是,目前已提出本省地方学名词的省级行政区大多成立了专门的地方学研究机构,如湖南2012年成立的“湘学研究院”、贵州2014年成立的“黔学研究院”等。这些机构多依托本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得到了地区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在从事相关研究之外,更直接组织关于本省地方学概念界定、发展规划等关键问题的讨论,同时还编制年度研究报告,对相关研究状况进行总结。 

    格外关注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强调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近年来,我国地方学研究明显出现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具体来说,就是以往主要以思想史、学术史领域的问题作为讨论对象,落实在“学”字上,近年来则更加关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更看重“地方”二字。 

    以湖南为例,长期以来,学界一直沿袭南宋以来的传统观点,将“湘学”视为历史上湖南地区学术思想的代名词。通观民国时期由刘茂华、李肖聃、钱基博等湘籍或非湘籍人士撰写的湘学史著作,内容无不以罗列湘籍学人、评述学术思想为主。2008年出版的《湘学史》一书,开篇即称“广义地说,湘学史就是湖南地区的学术思想发展史,特别是宋以后的湖南学术史”,则正是传统观点在新世纪的延续。这一情况在2012年后发生了变化,当年6月,以湖南省湘学研究院的成立为契机,学术界发起了一场关于“什么是湘学”的大讨论。从讨论的结果看,学者们虽仍肯定以往学术思想史意义上的湘学观,但已将其看作一种“狭义”的湘学,提出“不仅要研究文化和学术意义上的‘狭义’湘学,更要研究湖南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事、物的‘广义湘学’”,强调湘学研究应在新时代有所创新。

    研究内容得到大幅拓展,多学科结合的趋势非常明显。翻开近年来出版的各种地方学论集,这一情况非常明显。以首都的“北京学”为例。根据2015年出版的最新一辑《北京学研究报告》,目前的“北京学”研究中,既有如“三山五园的地位与定位”这样关于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传统题目,也有如“北京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对办公空间集聚的影响”,“北京城区长期避难场所空间布局研究”这样涉及城市空间、城市经济等领域的新问题。正如云南的滇学研究者所宣称的,地方学“不是局限于某一方面或问题的研究,而是涉及历史、民族、边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众多学科的一门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