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是五四运动的旗帜。什么才是中国人需要的启蒙，曾经有过各种摸索和讨论。

　　中国社会是一个注重生命情感和生命体验的社会。孔子经常谈“仁”，却并未刻意用一个固定的定义去框定，而总是鼓励人们自己去生命场景中领悟。这种对生命的感悟，是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存在和演化的基础。

　　真正的启蒙，应该摒弃简单的理性中心主义，要构建一种“情+理”结构的现代启蒙范式，寻求理性和情感的合理平衡。五四时期反省的一个结果就是，除去器物和制度层面之外，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改造中国的文化系统同样紧迫。实践一再证明，西方理性中心主义或理性强权的要求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绝不应该简单搬用。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实践的主体是人，人的本质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决定的。人类在创造世界的实践中，也在不断地创造自己，从而使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有一个历史性的生成过程。不同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里提到那个“好汉”，以为脑子里去除掉重力的观念就不会淹死了，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强调真正带来进步的是不断的实践，真理来自于人们的实际生活之中。五四运动百年来的历史证明，唯有深入中国自身的实践，才能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五四运动可以有多重理解，但最重要的是深入领会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

　　《大学》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亲民，就是要到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去，从实践中发现真理，而不是按通常的理解去用观念“新”民。五四时期，一些团体、势力提出的各种思潮往往是观念先行，并机械地用来指导实践。这些看似热闹的思潮实践，值得反省和总结。根本的一点在于，它们对中国本土的实践重视不够、总结不够、认识不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深得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最终得以领导全国人民夺取革命的胜利。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前进道路上依然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这样的坚持和创新，是对五四运动的经验总结，是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必然要求。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科学报社长、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