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指出民主与纳谏、由民作主与为民作主之间存在本质区别，这是很有道理而且也很有必要的。但我又觉得，仅是指出它们的区别，似乎还缺少点什么。

　　纳谏当然不等于民主。民主的主体是民，纳谏的主体是君，把“君”主说成“民”主，确实是不对头的。况且，纳谏之君主，即使是从谏如流者如李世民，实行的也是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尚差一截，与民主共和又差一截，与由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就足足要差三大截，其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显而易见。然而，纳谏的主体固然是君，进谏的主体却是臣，其所谏之内容又往往与君主的意愿相悖。于是，进谏，需要有一点勇气；纳谏，也需要有一点度量。此中若有让人说话和倾听不同意见的因素，那么，与现在所说的“发扬民主”，也就有相通之处。

　　“为民作主”与“由民作主”的关系也同此理。“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作主的毕竟还是官。民，仍需仰仗官的鼻息，祈求官的恩典。这“官主”与民主的确也是对立的。但“为民作主”，似乎又有“为民说话”和“为民伸冤”的意思，荼毒生灵，草菅人命，鱼肉百姓，是不能称作“为民作主”的。因而，“为民作主”多少还是反映点“民”的利益与愿望的，互相对立着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也能相通。

　　这种可与现代民主“相通”的东西，或可称为民主的“古代元素”。

　　“民”，这个概念是许许多多的单个的民的统称。概念本身不会作主，由单个的民各行其是地去作主，也不免要陷于混乱。因而，人民大众要当家作主，还得通过一定的程序选出有德有才之人为自己服务，此所谓人民公仆。民主的主体是民，发扬民主的主体却是这种“公仆”，民主的实现程度与“公仆”之民主作风的发扬程度密切相关。让人说话，为民说话，则是发扬民主的起码要求。倘若这种“公仆”民主少一点而变成“民王”，既不让民说话，又不为民说话，那么，别说是高度民主，怕是连起码的民主也不会有。

　　这不是一种假设。我们现在的某些“公仆”，就常常将自己错摆在“民王”的位置上，以至还缺乏“纳谏”和“为民作主”的气度，或是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或是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冤屈漠不关心。人们自然向往高度民主，但在碰上这类“公仆”之时，首先要求的则是起码的民主。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至今还有人赞颂古代的“纳谏”与“为民作主”。

　　实现高度民主，既要加强制度建设，也要提高民主意识，此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纳谏”和“为民作主”之类，或许还有其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