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日报讯（记者曹新玲报道）2013年，是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诞辰120周年、也是先生曾参与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北考古发轫85周年，为纪念这位在艰难时代对中国考古学有开拓之功的学者以及在中国学者心中留有美好记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由新疆师范大学主办，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文学院、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新疆龟兹研究院承办的“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12月19至20日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

　　来自中国大陆各省（市）、台湾地区以及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的80余位学者出席了此次学术盛会，这也是今年新疆文史考古领域规模较大、学术水准最高的研讨会。

　　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为本次会议提供了资金支持。

　　开幕式上，“黄文弼中心”揭牌 

　　12月19日上午10时，大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开幕。开幕式由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王晓峰教授主持，党委副书记杨海萍教授致欢迎词。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教授宣读了“关于成立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的决定” “关于聘任朱玉麒教授为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以及主任”的决定——朱玉麒原为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011年调至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这两年一直为将“黄文弼特藏馆”黄文“弼图书馆”落户新疆师范大学而奔忙。决定宣布完毕，杨海萍副书记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纪苏研究员（黄文弼先生的家人）共同为“黄文弼中心”揭牌。

　　黄纪苏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炳华教授，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斯文·赫定基金会负责人汉肯·瓦尔奎斯特先生，日本京都大学高田时雄教授作为专家代表分别致辞。“黄文弼中心”主任朱玉麒教授概略介绍了中心的情况，希望借力专家的支持，发挥中心的作用。

　　黄文弼先生与新疆渊源最深最长，在1927年5月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成员参与考察活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后，又先后于1933-1934、1942-1944、1957-1958年三次来到新疆，从事考古调查工作，被称为“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黄文弼中心”的建立，能够更好地利用和开发已于2012年8月落户新疆师范大学的“黄文弼特藏馆”中的藏书，培养更多热爱西北、有志科研的青年才俊，推动西北史地研究的进步。“黄文弼中心”将成为西北学术史研究的又一重镇。

　　新疆考古，黄文弼厥功甚伟 

　　“新疆考古文化，是当前研究欧亚文明最受关注的热点之一，思及新疆考古，难忘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考古舞台上的开拓之力、推进之功……”开幕式结束后的会议研讨交流中，曾在新疆从事考古事业40多年的王炳华教授以《筚路蓝缕，拓出考古新境界——黄文弼与新疆考古》为题发言。

　　王教授说，要真正认识黄文弼先生的考古成就，就不能离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疆文化的大背景、大环境。现代新疆考古事业，其第一页，是西方列强以西域考古的名义揭开的。据粗略统计，自19世纪中期开始，止于黄文弼进入新疆的1927年，西方各国相关学者已数十次步入新疆， “考古”打着 的名义，行山川地理、气候水文、交通路线、矿产资源、民族民俗、历史文化调查之实。西域大地，见到的是俄罗斯、德国、日本学者探险家的身影，见不到中国学者的影子，黄文弼的出现，终结了西域考古领域尽是外国学者、探险家的历史。仅此而言，怎么评价黄文弼都是不为过的。

　　自1928年4月起，黄文弼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一员，单枪匹马，风餐露宿，带领雇佣的几位助手，包括当地的维吾尔农民，在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罗布淖尔地区进行了两年多的调查、考察、少量发掘活动，并以此为基础，先后完成了《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吐鲁番考古记》《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重要著述，这些成果最本质的意义，就是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外国探险家所谓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 作了有力回应。从而体现了一种文化责任，一种社会担当，一种关心家国命运的情怀，其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是绝对不应低估的。

　　王教授还回忆起1963年前后，和一位同事有感于新疆考古实际工作的艰难，两人曾联名致信黄文弼先生，请他指点迷津。很快，就收到了黄先生的回信，信写得极认真，密密麻麻满是小楷字的三张纸，除温暖的鼓励外，还叙说了他的感受；告诉王和其同事要认真读的书，开出了一长串、相当详细的书单；还告诉他俩，民族地区考古工作应特别关注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对此，王教授至今印象很深。黄先生对新疆地区考古的深深恋情，透在纸内纸外。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刘文锁则从斯坦因和黄文弼这两位曾活跃于新疆考古舞台的考古学者的活动剖析了新疆早期考古活动对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设的影响、新疆早期考古的工作模式、如何评价中国考古学创立过程中，西方的作用等。刘教授认为，从斯坦因开始的列强学者在西北的考古活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刺激，是至今未能完全愈合的。由于专业质素的缺陷，这些活动未能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创建奠定学科基础，所引发的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愈益增强的文物和学术主权意识。

　　无独有偶，来自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新春博士，探讨的也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在西方现代学术的冲击下寻求变革之道的话题——《传统中的变革：黄文弼的考古学之路》，王新春通过探讨黄文弼早期学术经历、考古时间实践和研究发展特征，论述其考古学发展的历程，从而展现出中国本土学人如何完成学术的传统向现代变革。

　　黄文弼对克孜尔、对吐鲁番学的贡献 

　　早在2013年年初，我区知名佛教艺术研究专家、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霍旭初先生就在为这次国际研讨会做着撰写论文的准备，并又重新认真研读了黄文弼先生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为此，还推掉了不少其他学术会议的邀请。

　　霍先生交流的论题是《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续论》。 年前，20 适逢黄文弼先生诞辰100周年，霍先生有感于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及《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两本书对自己研究的启发帮助，发表了《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时隔20年，随着对克孜尔石窟研究的深入，霍先生觉得前面那篇纪念文章深度不够，意犹未尽，思考了一些较深的问题：黄文弼先生在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应该怎样评价？他的考察对龟兹石窟有何深远影响？与德国考察队成果应该做怎样的比较评判？对这些问题，逐渐形成了一些看法， “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恰逢察团”国际研讨会召开， 《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续论》。遂成

　　在这篇续论中，霍先生从“克孜尔石窟洞窟命名与编号”谷内区“西崖洞窟的考察”克孜尔石窟文书题记的发现和研究”克孜尔石窟“ “壁画内容的考释”克孜尔石窟与库车间交通路线问题”克孜尔石窟“ “谷西区崖顶旧城的调查”六个方面，细述了黄文弼先生在克孜尔石窟16天的考察成果与成效，听后让人感喟不已。霍先生在发言中还强烈呼吁，将黄文弼先生和另一位在克孜尔石窟考察的我国朝鲜族艺术家韩乐然先生为克孜尔洞窟的命名和编号，正式列入龟兹研究院的石窟编号中——敦煌就有张大千及伯希和的洞窟编号，以此纪念这两位对克孜尔石窟作出过贡献的人。

　　龟兹研究院另一位学者的发言也吸引了学者关注的目光，她就是前不久才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馆作了为期一年多的访问学者及访问收藏新疆文物的德国诸大学及俄国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刚刚归来的赵莉女士。

　　20世纪初，德国普鲁士吐鲁番探险队先后四次在新疆探险考察，主要考察范围在吐鲁番、龟兹和焉耆，并从这些地区劫掠了数以万计的壁画、雕塑和文书等珍贵文物。目前这些文物分别保存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德国柏林人种学博物馆和勃兰登堡科学院。赵莉在访学期间，全面调查了该馆收藏的新疆文物，尤其对壁画做了详细调查和核对。研讨会上，赵莉借助投影仪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

　　在吐鲁番学的发展历程中，黄文弼先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者。他是中国第一位系统展开吐鲁番古物调查和考古发掘的学者；他是最早系统公布吐鲁番资料的中国学者；他是较早系统展开吐鲁番学研究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这样评价黄文弼。他以《黄文弼与吐鲁番学》为题，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了黄文弼对吐鲁番学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的周轩教授、上海博物馆青铜部的年轻学者王樾分别以《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为蓝本，谈到了该书的历史价值及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考古方面做出的卓越成绩。

　　我们拥有“黄文弼文书” 

　　西域史地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教授的发言无疑是本次学术研讨会上的亮点。

　　荣教授说，黄文弼先生所获文献资料，几经周折，现在大多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少量吐鲁番墓砖归故宫博物院所有。我们知道，在西方鼓励个人英雄主义，所以许多西方探险家的收集品虽然入藏公立博物馆或图书馆，但仍以探险家的名字命名，“斯坦因文书”如“伯希和文库”斯文·赫定文书”马达汉收集品” 而中国一直讲集“ “ 等；体主义，所以没有人用“黄文弼文书”的名字来指称他所获的西域文献资料，加之保守的管理体制，学者很难利用原件，这无疑降低了这些文献资料的价值，也遮掩了黄文弼先生原本应当拥有的荣誉。荣教授以具有战略意义的视角，公正的学术立场指出：黄文弼先生所获的西域文献，从哪方面讲都不逊色，有的学术价值更高。我们为什么不能高举黄文弼先生的旗帜呢？他在会上发出了“我们拥有‘黄文弼文书’”的强烈呼声！

　　荣教授说，黄文弼先生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刊布的所有文献的图版，虽然限于50年代的条件而不够清晰，但仍然被各门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所关注，发表了不少研究论著，今天我们为了纪念这位中国西域考古探险家的丰功伟绩，我们把这些研究文献从散在国内外的论著中拣选出来，将英、法、德、日文的论著全部翻译成汉文，加上中文论文洋洋洒洒，汇为一编，这就是目前学者们拿到的《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另一本为朱玉麒、王新春编的《黄文弼研究论集》）。

　　重读这些有关论文，翻检黄文弼先生的考古报告，愈发感到他所获文书、碑志、印章等各类文献的价值不菲。为了纪念他对西域研究的贡献，今后我们应当把黄文弼先生所获西域各类文献称作“黄文弼文书”！相信今后的《吐鲁番学大辞典》一定会有“黄文弼文书”这个条目。

　　仿佛是为了印证荣教授的发言，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的德金教授专门探讨了黄文弼先生发现的一片有趣的帕提亚语文书残片内容——一面记载了夷数（耶稣）受难及复活的预言的见证，这也从某个方面暗示出摩尼的最终命运。另一面在语境不清的情况下，提及了摩尼在浸礼教会的青年时代及此后对其的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荻原裕敏关注的是黄文弼先生《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所刊载的吐火罗语资料；新疆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的彭杰研究员对黄文弼先生所获《比丘尼僧愿抄经发愿文》、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宝海先生对黄文弼先生所获元代汉文文书等分别谈了自己的见解。“黄文弼中心”主任朱玉麒教授则从1915年黄文弼考入北京大学时起，到1934年作为中央古物委员会兼西安办事处主任，正式调离北京大学，追溯了其在北京大学20年中的学术训练和研究经历——由哲学、而文献学、而古物学，并旁涉多门，最终因为西北科学考查的因缘际会而成为了著名的考古学家。朱教授认为，北京大学时期的学术生涯，塑造了后来的黄文弼。

　　对斯文·赫定及考察团其他成员的关注 

　　对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方团长、大名鼎鼎的西域考古探险学者斯文·赫定的关注，是此次研讨会上的又一亮点。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波波娃女士，披露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档案中，有关斯文·赫定的记载；他与俄国地理学会一名活跃的成员、曾在新疆呆过多年的扎伊采夫少将的交往与友谊——斯文·赫定与其的合影，他在当地报纸和期刊上发表的随笔，以及他给扎伊采夫写的42封信，都被完整地保存在档案中，成为研究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亚国际探察史富有价值的文献材料。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冀青教授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斯文·赫定与著名的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恩怨情仇”。有观点、立场的冲撞，有人性的不可捉摸，也可从中窥知为何斯文·赫定一反与其他西方探险家的立场，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采取合作的态度，促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之行。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韩琦研究员从瑞典所藏考察团中方成员袁复礼和斯文·赫定的通信，并参考斯文·赫定《戈壁沙漠之谜》一书，包括袁复礼自己的回忆，披露了两人交往的一些具体细节，这对研究西北科学考察团时期袁复礼所从事的地质学活动的背景，都将提供新的帮助。

　　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白须净真先生以1907年斯文·赫定潜入西藏欲行探险之旅被清王朝所拒请求大谷光瑞说服清王朝一事为线索，探讨了当时英国与清王朝、清王朝对西藏，清王朝官僚与大谷光瑞， ·赫定与大谷光瑞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斯文 凸显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社会环境。

　　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斯文·赫定基金会负责人汉肯·瓦尔奎斯特先生以《斯文·赫定与中亚考古学》为题的发言最为引人注目，他在发言中没有回避斯文·赫定与黄文弼在考察团中的矛盾冲突，1933年—1935年考察的后期，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这在赫定一生中都是空前的，相信在黄文弼的学术生涯中也是同样。就汉肯所读到的记录来看，考察团的成员大多都是在和谐的团体气氛中工作的，然而当时极端困难的工作条件很可能会触发观念差异的矛盾。汉肯谈到了瑞典当时的社会环境， ·赫定的家庭，斯文 他是如何走上考古探险之路的……瑞典年轻的考古学家贝格曼和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的考古调查和研究都是考察团重要的考古学成果。黄文弼的著作还未被译成西方语言，汉肯说，自己是从日文版著作了解到他的研究的。而黄文弼和其他中方成员的记录都应当收入中瑞西北考察团的正式史料中，考察团的历史值得用来自所有参与国的不同声音来讲述。

　　20日下午，研讨会闭幕式举行。来自汉语大辞典编撰处的徐文堪先生，龟兹研究院霍旭初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古典语言研究大家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教授，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德金教授，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波波娃女士分别代表参会学者谈了参会感受。

　　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作了总结发言。

　　享受了学术盛宴的学者们依依不舍离开了会场，私下的交流仍在继续……

（原标题：新疆举办“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