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应放在诗内

　　——从顾彬批评中国作家说开去

　　近些年来，德国中国文学研究专家顾彬多次批评中国当代作家。十年前，顾彬在比较德国作家和中国作家的基础上尖锐地批评了中国当代作家，认为“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 。十年后，顾彬再次批判中国当代作家，认为“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他们不能等，也不敢等。他们想今天出名，不想明天再修改作品，更不要谈后天了。不过，好的作品都需要时间。杜甫等了200年，才有一个苏东坡发现他；李贺要等1000多年，才有一个毛泽东歌颂他” 。这些批评虽然大多以偏概全，甚至经不起推敲，但却由于文艺批评家的身份特殊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是很不正常的。

　　首先，顾彬批评的是所有的中国当代作家，还是他比较熟悉的中国当代作家？如果顾彬批评的是所有的中国当代作家，就是以偏概全的。在中国当代文坛，不仅那些直面现实的作家并不乏人，而且那些一版再版不断修改文学作品的作家更是比比皆是。如果顾彬批评的是他比较熟悉的几位作家，就应该直接批评这些作家，而不应该笼统地批评中国当代作家。

　　其次，顾彬的批评是矛盾的。顾彬一方面批评中国当代作家没有发出中国的声音，缺乏胆识，另一方面又批评中国当代作家既不能等，也不敢等。如果中国当代作家及时发出中国的声音，就不能窖藏了。反之，如果中国当代作家等上两百年，甚至等上千年，就根本不可能及时发出中国的声音。中国当代作家可谓在顾彬那里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而顾彬批评中国当代作家过于重视文学作品的当代影响则是站不住脚的。近代文学批评家王国维在总结中国文学发展时深刻地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既然一代有一代的文学，那么，中国当代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创造乃至世界当代文学创造上就不能缺席。这种当代文学创造的后世影响固然非常重要，但它的当代影响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中国当代作家都等上两百年，甚至等上千年，就将在人类当代文学发展的当代影响上留下空白。何况，作家的才华有快慢之分，出道有早晚之别。有些作家才华横溢，立马可待。在人类文学史上，这种捷才不少，曹植的《七步诗》 、王勃的《滕王阁序》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都是急就章，但这并不影响它们成为千古名篇。有些作家大器晚成，而有些作家则大器早成，甚至有神童之誉。文学批评家尤其文学史家岂能同等苛求这些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