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念“新加坡的成长动力是危机意识——‘因为是小国，若不出类拔萃就会遭遇危险’的不安意识。要弥补我们所处的环境弱点，我们（政府与国家）一定要保持卓尔不凡。”——李显龙总理，2007年新加坡政府是指1959年起就不间断地蝉联执政迄今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建国总理李光耀曾说：“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对于这一点，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除此之外，实在别无选择。”1981年8月22日李光耀在欢送四名第一代领导人卸任的晚宴上这么说。有关人民行动党与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关系，前者虽然无人不晓，但真正无所不在的却是后者,不是党本身，因为政府治理新加坡。早在1969年，人民行动党（以下称“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拉惹勒南（SRajaratnam，曾任副总理、外交部部长等要职）就说过，行动党在新加坡人的政治生活中不再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了。这个现象的理由很明显：行动党已经执政了这么多年，以致该党和政府之间的区分变得难以分别，更何况党中央执委跟内阁部长几乎同一批领导层。强势和高效的行动党政府已经成为新加坡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了。研究新加坡治理方式的学界和政界人士都同意，新加坡有今天这样的成就除了人民与政府同心协力外，政府治国有方是关键因素。凭笔者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近距离观察，新加坡政府治理国家的关键理念包括以下几大方面。一以民为本行动党政府除了坚持廉政，也身体力行地倡导官员的平民化和亲民作风。成立于1954年的行动党首度参加1957年的殖民地市议会选举，它的竞选海报向选民承诺：“反对贪污官僚主义，建设平民化市议会”，它初试啼声就传捷报。接着它参加1959年的自治邦立法议会选举，竞选海报也重申若当选，行动党政府将“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反贪污反官僚反无能”，结果凯歌高奏，在51个议席中赢得43席，正式登上执政至今的政坛，独领风骚，并且仍信守当初对选民许下的诺言。《人民行动党1954—1999》特刊（一）得民心得政权行动党政府执政起就走亲民的为政之道。李光耀提醒行动党党员们：“一旦背弃为人民服务宗旨，行动党就理应被人民抛弃”，“行动党一旦没有像现在这样诚实、光明正大；党员一旦背离为民服务的宗旨，只是自私地为自己的未来打算；党一旦变得无能，我们就会出局，而这是我们活该。（现在）我们之所以还可以当政，是因为没有人能够组成一支比我们强大的领导团队”。《联合早报》2008年5月7日。李显龙总理也说：“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选票。该党的所有国会议员,包括总理、部长们，经常走进民间，深入体察民情。他们每人每周还定期亲自到选区接见居民，当面为他们解决难题，加强了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争取人民的支持。”李显龙总理（左）夜间在选区为居民解决问题。《人民行动党1954—1999》特刊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跟人民的联系，再提“群众路线”，展开整治“四风”弊病。2013年7月1日起，中国共产党开展为期一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弊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为，中国共产党当初赢得执政地位，就是依靠自己的模范行动和深入人心的政策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现在作为长期执政的党，也是依靠人民的支持不断巩固执政地位。如果不能为老百姓谋福利，民众就不会让你依靠。“如果不能为人民服务，人民就不需要这个党了。”在李显龙总理答谢卸任行动党议员晚宴上讲话。《联合早报》2006年7月23日。世界在变，国家在变，社会在变，人民当然也在变，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长期执政的政党只有坚持走群众路线，才能继续赢得民心。新加坡高官平民化的作风至今不变。前国会议长（行动党前国会议员）陈树群给新的国会议员的忠告是：“尽量过正常的生活，勿被职权冲昏头脑，继续到邻里咖啡店喝杯咖啡或啤酒。你从人民中来，有一天你将回到人民中去。只要你记住这点，那么从公职上退回平民生活的过渡就不至于难以适应。”《联合早报》北京记者报道，2013年7月2日。党主席则劝勉党员要当民众“仆人”：“不论是行动党党员或国会议员都不能忘记，我们是民众的仆人，不是主人。除了保持低调，我们也要对民众有礼，为他们的处境设想。党员和议员们都要以人民为中心，尽心为他们服务，即使一些选民提出无礼的要求，我们也应以礼貌的态度回应。”党主席林文兴在该党常年服务奖颁发礼上讲话。《联合早报》2006年12月3日。（二）部长生活平民化举个例子说，新加坡政府对部长的公款开销有严格的限制：除了总统、总理、仍是国会议员身份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和荣誉国务资政（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和高级军官之外，部长们和高级公务员都不享受政府提供的车辆。他们自己购车，上下班自己开车；他们也不享有政府提供的住房。恐怕没有其他的政府要求高官过着这么平民化的生活；公款应酬开销都须按照规定并清楚呈报核查，违者必究。建国初期担任政务次长的陈志成回忆当年发生的一件事：他在内政部任职时，接到一个朋友的投诉，指他当了官就不见朋友了。他听了感到惊讶，查问之下，原来是秘书把他的朋友挡在门外，引起了误会。他于是召开会议告诉下属，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件，“不是下属离开，就是我这个做主管的离开”。《早报星期天》2011年6月12日。政治领导人平易近人的作风，让一个来新加坡投资餐饮业的香港人很佩服。他在一次亚洲华商峰会上说，他很钦佩新加坡的领导人，处事公正不越权，并以李显龙总理和家人一次光顾他的餐馆的经验为例。他说，李总理和家人到他的餐馆用餐，但没事先通知。总理让夫人和女儿与其他顾客一样，排队登记等座位。她们用的名字是普通的“李小姐”，结果等了40分钟。不但如此，由于餐馆客满，李总理的家人还被安排到一个不太好的座位。后来，李总理到来,餐馆才发现贵宾来用餐,立刻要换个较好的桌子，但却被总理一口婉拒了。他说：“李总理当天的做法，让我钦佩。”《联合早报》2006年10月23日。二勤俭建国〖1〗（一）戒奢以俭李显龙总理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条幅，这无疑是他治理国家的座右铭了。前政务次长陈志成也回忆建国初期政府是如何节省开支，避免浪费公款。他说当时官员赴联合国开会是乘坐经济舱，但为了“顾及国家的颜面，也方便对方接机”，他们由头等舱下机；而且“政府为赴会官员治装也只提供上衣，裤子自己买，因为当时政府穷啊！”《早报星期天》2011年6月12日。建国元勋、首任财政部部长吴庆瑞博士的节约习惯已经成为新加坡政坛美谈了。他节俭到甚至“连一毛钱一杯的甘蔗水都要省”。陈志成在《白衣人——新加坡执政党背后的故事》中回忆一件往事：1959年5月的一个炎热下午，身为牛车水选区行动党候选人的吴庆瑞，带着助选队伍在那个举目全是陋屋的贫民区“拜票”。大家顶着烈日不停地走了一整天，已经汗流浃背而且喉咙都干渴了。于是，当吴庆瑞在一个卖甘蔗水的档口停下脚步时，大家犹如在沙漠巧遇甘泉般地兴奋，都期待吴庆瑞请他们喝一杯甘蔗水解渴，也算慰劳他们吧。令他们大失所望的是，吴庆瑞从口袋里掏出一角钱，买了一杯甘蔗水一饮而尽，然后告诉他的助选队伍：“我这杯已付了钱，你们如果想喝点什么请自便”，讲完继续走访活动。助选队伍一时无不愣在那里，看着他的身影离去。陈志成还讲了另一个故事：当年他曾乘坐吴庆瑞驾驶的英国沃克斯豪尔牌（Vauxhall）汽车。令他吃惊的是汽车底盘竟然已经腐蚀了，露出一个破洞。从车里往下看，地面一目了然。20世纪70年代曾在国防部任职的第六任总统纳丹也在该书里讲了一个有关国防部部长吴庆瑞如何节约的故事。当吴庆瑞出国公干时，为了节省公款，自备肥皂，在酒店客房的浴室洗涤内衣裤。前外交官莫里斯·贝克（Maurice Baker）也曾在国外吴庆瑞下榻的酒店客房看见他用暖气机烘干内裤。陈志成认为新加坡有个像吴庆瑞那样的部长是值得庆幸的，因为他不浪费金钱,开源节流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2010年5月30日，李光耀在吴庆瑞国葬仪式上的追悼文里说，吴庆瑞“过着简单、节俭的生活，并以同样的方式来管理新加坡的资产，避免浪费，确保所花的钱物有所值。他的谨慎行事累积了新加坡的储备金”。我曾数度采访李光耀总理和吴作栋总理对外的国事访问，他们都是乘坐新加坡航空公司（新航）客机的正常航班，跟其他乘客一同出发；如果访问地点不在新航的航线上，李光耀则是借用文莱苏丹（国王）的专机出访。新加坡政府领导人因公出访的次数不少，但政府却从来不拨预算购买专机，尽管国家的财政状况十分良好。（二）戒除浮华浪费风气2008年12月，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访问李光耀时提一个问题：“1995—2006年期间，中国行政成本由99654亿元增至757105亿元，部分被公车及豪华办公楼消耗掉。在新加坡，我们看到各政府部门办公楼都十分简朴，如早期的人民行动党总部十分平常，如今的总部还是那么的简陋。您如何预防并阻止后继领导人为自己部门耗资建造昂贵的办公楼或购买豪华公用车？”李光耀回答：“我无法预测未来领导人会怎么做，如果谁有什么宏大的想法要给自己打造纪念碑，我想那会使行动党失去威望。我们已经建立了简朴生活、杜绝炫耀财力和浮华浪费的文化。我们是小国家的政党，没必要向人民或游客炫耀我们的财力和实力，那会适得其反。”《21世纪经济报道》配合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刊专访李光耀，2008年12月30日发表。新加坡政府也杜绝个人崇拜。在这里，除了总统伉俪的照片礼仪性地挂在公共机关的墙上之外，你看不到国父李光耀的塑像或任何政治领导人的照片；这里也不以政治领导人的名字作为街道或大楼名称；只有学府与学术研究机构、教育奖助学金项目获准以政治领导人命名。总之，他们维持低调、朴实的执政作风。在财务方面，新加坡政府持高度审慎的态度，开源节流是它的理财之道。它累积了庞大的国家储备金，但非万不得已时，如国家面临全球经济衰退或意想不到的大灾难等严重情况，政府不能动用它。为了预防任何一届政府“洗劫”国家储备金做非寻常情况用途（如坏政府假公济私或收买选票，等等），国会制定法律，民选总统负有把关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双钥匙制”——总理和总统手上的“钥匙”同时使用才能开启国库的门。三杜绝金钱政治〖1〗（一）预防官商勾结新加坡贪污调查局于2012年9月17日庆祝成立60周年,李显龙总理在致辞中说：“在许多发展中甚至是发达国家，政治离不开贪污和买票，许多候选人在选举过程花巨额经费，也依赖赞助，而赞助者往往为了‘买保险’而同时捐钱给不同候选人。选举过后，候选人以及他们的赞助者也就会希望取得当选的回报。但是，新加坡坚决避开金钱政治，例如通过法律规定候选人可用于竞选的金额顶限。这么一来，当选领导人就无需受制于任何人。”很多国家的政党都跟工商界大亨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关系，政商勾结与权钱交易是公开的,甚至是无法避免的事实。政商之间因要各取所需而“投桃报李”，导致官商相互授受好处、贪污腐败猖獗，搞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引起民怨沸腾，直接威胁政权的生存。但行动党及其政府一开始就跟商界划清界限。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曾在2000年的一个党员会议上说：“行动党执政多年，但没被权力腐蚀。我们保持廉洁诚实，避免涉及金钱政治，也没介入商业利益。我们实行任人唯贤的制度，而不是任意授予官职或特权，作为一种恩赐。我们彼此是同志，不是朋党。”新加坡廉洁的政治文化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所谓无欲则刚，行动党及其政府跟商界的金钱不沾边，政府就能严厉惩罚任何贪赃枉法的勾当。另外一个原因是，参加国会选举候选人的竞选开销有个限额。选举委员会规定，每个候选人的开销以选区内每个合格选民350元为限。因此，每个候选人都无须寻求赞助就能参加选举,避免了商界介入政治的后遗症。新加坡国家拥有许多庞大的企业，但它们都不是由政府部长或高级公务员亲自把舵的“国有企业”，而是聘请商业人才以私人企业的方式经营，称为“政府联系公司（政联公司）”(Governmentlinked companies)。这些企业自负盈亏，赚了钱充实国库固然很好，亏了就关闭，政府不出资拯救。这样的经营模式让国家的企业摆脱官方繁文缛节的约束，董事部和管理层可以灵活地抓住市场的机遇制定适时的投资策略，结果几乎所有的政联企业都盈利丰厚。政府不断重申，政联企业的投资决定纯属商业行为，跟政府无关。高官不是企业的主管也避免了他们涉及权钱交易或中饱私囊等贪腐行为。（二）关注高官操守杜绝金钱政治才能落实廉政。李显龙总理提醒行动党国会议员：“廉洁清明的声誉是行动党最珍贵的资产之一……行动党议员必须坚定地维护这个高标准，划清政商关系，避免人们有机会指责我们滥用职权，尤其是利用接触部长的机会，以致影响政府和行动党的整体声誉。”为了确保执政党国会议员不涉及权钱政治，行动党制定了一套“操行守则”，全体议员必须向总理申报他们个人的生意及专业利益（部长是全职的，但国会议员可以从事自己的业务，他们每月领取议员津贴）、目前的职业与月薪以及任何其他收入等详情。此外，议员们也必须向总理报告他们所担任的工作是否需要代表雇主或客户跟政府部门或法定机构官员接触。“操行守则”强调，议员们必须划清自己的政治职务和个人的生意或专业利益，使自己的行为始终光明正大，不得利用身为执政党议员的地位及同部长的密切关系去为个人或雇主 / 客户谋取商业利益。《联合早报》2011年5月28日。四有备无患的危机意识新加坡的成功有目共睹，但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成功着实来之不易，甚至可谓一个奇迹。因此，李光耀曾经这样提醒年轻新加坡人：“要了解新加坡的现在，你得先听听一个不可能的故事：新加坡这个国家原本不应该存在的……这是一个简直毫无天然资源，没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关系脆弱地混居在一起的地方；新加坡完全是靠人民发挥机智而生存和繁荣起来的。”Lee Kuan Yew,Founder of Singapore,Changing With Times，By Seth Mydans & Wayne Arnold,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9,2007他也说:“我觉得我们的人民应该明白，新加坡过去是那么的脆弱，时至今日还是这么的脆弱，我们所处的（地缘）困境，以及我们差点就无法立足的事实。”正是这么强烈的危机意识鞭策新加坡政府以人定胜天的意志，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精益求精。李显龙总理说：“新加坡的成长动力是危机意识——‘因为是小国，若不出类拔萃就会遭遇危险’的不安意识。要弥补我们所处的环境弱点，我们（政府与国家）一定要保持卓尔不凡。”2007年9月18日李显龙总理接受韩国记者采访。这种坚韧不拔的拼搏毅力造就了新加坡今天的进步与繁荣。（一）地缘政治的危机意识1“马来海洋里的华人岛”：新加坡地处以马来族/穆斯林为主的两个大国——北边的马来西亚和南边的印度尼西亚（印尼）之间的一个小岛，面积仅约700平方公里，居民以华族占绝大多数（742%）。这个曾被李光耀形容为“马来海洋里的华人岛”、“被绿色（伊斯兰教）包围着的一个小红点”，处境向来很困难。他在《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里说：“我们说过，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我们如何才能使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尼和亚洲其他地区，使用多种语言的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呢？ 新加坡是个小岛……它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心脏，所以繁荣发展起来。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当年）在我们的200万人口中，75%是华人。在居住着一亿多马来/印尼回教徒的三万多个岛屿的群岛中，我们的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近数年来，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处于相对稳定和友好的状况。之前却大不相同。由于华族占绝大多数与地缘政治等原因，两个邻国长期以来对新加坡很不友善，曾视新加坡为“第三中国”、“中国人的城市”、“东南亚的古巴、以色列”。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不久前还在他的博客上发表《现代中国》帖文说，“古代中国把自己视为世界中心，自称‘中国’。如今新加坡却俨然是新的中国；李光耀为‘小中国的小皇帝’(A little emperor of a tiny Middle Kingdom)”。在无法挑战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的情况下，两个邻国就曾想以“大哥”身份自居，要新加坡接受它们的领导。不过，早在独立前的1965年3月29日，李光耀就曾提醒邻国：“我们要同所有邻国建立友好关系。但要建立实际有效的睦邻关系，先要把话说清楚：‘我们家里要买什么家具和要怎么摆设，一概由我们自己做主。’”2邻国曾要新加坡屈从：李光耀毫不客气地公开指“马来西亚和印尼对新加坡的态度，就像它们对待国内的少数民族华人的态度一样。一言以蔽之，它们要新加坡像它们国内的华人一样，屈从于它们的领导”2006年9月15日李光耀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年会上致辞。。但是，新加坡不仅不愿接受任何国家的领导，还提醒它们别对新加坡轻举妄动，别企图干预新加坡的内政。因此，李光耀感慨地说：“我们没有乐见新加坡繁荣的邻居。无论我们做什么，它们（马来西亚与印尼）都感到不高兴。”所以，“如果我们忽视自己所处的环境，就会完蛋”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新加坡海峡时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92页。。2000年12月2日，马来西亚报纸《马来西亚早安》（The Sun）在漫画专栏发表这幅题为《李先生的噩梦》的漫画，充分反映了新加坡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国间的处境。它们左右夹攻，使新加坡腹背受敌。在洗澡的李光耀：喂，你们俩不要拿供水开玩笑，行吗？一下子开冷水，一下子开热水！印尼前总统瓦希德一边控制着热水供应，一边抨击新加坡。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控制着冷水供应。比如，1991年8月9日，新加坡在庆祝国庆的当天，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部队居然在靠近新加坡北边的地方举行联合空降演习。政府不相信邻国真的想侵略新加坡，但它们想恐吓并虚张声势地发出警告，要新加坡明白它在本区域所处的位置。3建立威慑性国防：因此，李光耀告诉新加坡人：“我们必须拥有坚固的、强悍的和骁勇善战的武装部队，这不仅为了保卫新加坡，而是在必要时给予对方以牙还牙的痛击。如果我们没有强悍的武装部队，马来西亚和印尼就会对我们强加各种各样的压力。”“我们越是富裕，所面对的威胁就越大，除非我们也有强大的捍卫能力。”“没有坚强的国防，邻国会围困我们，我们将被置于死地。”2012年5月18日，李光耀提醒新加坡人民。有些新加坡人不明白，在和平的时代，为何政府还是那么强调国防建设。李光耀的回答是：新加坡不脆弱吗？万一邻国切断海上航道，新加坡的工商业将陷入停顿。“这个政府是很节俭的，如果新加坡不那么脆弱，为什么政府每年得花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五至六在国防建设？难道我们疯了吗？……打从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我们需要一支强大的新加坡武装部队，这个信念至今不变。没有强大的武装部队，我们的经济前景就不明朗，（生存）也就失去保障。”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海峡时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由国民服役人员组成的武装部队是新加坡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最佳保障，攻防的利器和坚盾。4烟霾笼罩新加坡：2013年6月中旬开始，印尼农民大面积烧芭引起的浓厚烟霾再度笼罩整个新加坡，6月21日中午，三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严重危害健康的 401 点历史新高。政府一方面启动由国防部长领导的抗烟霾跨部门部长级委员会，全面对抗这场继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之后另一场可能持续好几个月的环境与公共卫生危机，另一方面强烈要求印尼政府尽快解决这危害区域公共卫生的问题。烟霾给新加坡人的生活与工作造成非常难以忍受的不便，学校被迫停课，武装部队结业礼得在室内举行，经济师预测第三季经济可能因此而受打击，但就烟霾问题负责协调印尼官方反应的人民福利统筹部长阿贡·拉克索诺竟然在雅加达对记者说：“新加坡不应该像个小孩一样吵个不停。这（烟霾）不是印尼要的，这是大自然造成的。”新加坡第二任总理（现任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回应说：“新加坡‘小孩’已被窒息了，怎能不叫喊？”新加坡媒体报道，2013年6月22日。最后，印尼总统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向新加坡正式道歉，李显龙总理表示接受。5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这危机四伏的地缘政治环境里，新加坡政府领导人强烈的危机意识是不难理解的。李光耀说：“我养成及早警惕可能发生麻烦和危险的习惯，这常常有助于我避免或克服麻烦和危险。”1978年接受美国《领袖》（Leaders）采访时语录。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也说，有备无患一直是新加坡政府为政的心态。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发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时，政府有足够的储备金和其他资源采取果断的措施，避免了大量人民失业。新加坡人都知道国家面对的潜在危机吗？政府有必要清楚地把危机告诉新加坡人吗？李光耀说“新加坡部长的工作很难，因为通常不能把对新加坡的种种忧虑和面对的威胁公开地、明白地告诉人民，担心这样做反而会动摇人民（对新加坡）的信心”。1996年6月7日李光耀在新加坡报业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提起新加坡无时不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危机。很多年轻的新加坡人没有经历过那个突破重围、挣扎求存的时代，也忽略了这个小岛国仍然随时可能面对的危险，只看到现在人民安居乐业，国家一片繁荣的景象，把现状当作理所当然，这令政府很忧虑。（二）持续执政的危机意识新加坡是选民决定政府的民主国家，宪法规定选民每五年以一人一票选举一个政党执政。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起，在历届大选中都以远超半数的得票率蝉联执政至今。它几乎是世上极少数不间断执政最久的民选政府之一，李光耀则是担任民选政府总理最久的领导人(1959—1990)。1人民意愿决定政权存亡：尽管行动党政府以清廉和高效，并把新加坡建设成富裕国家而仍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但它很清醒：政权不可能千秋万代延续。李光耀、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和现任总理李显龙都异口同声告诫执政党党员：世上没有任何政党能永远执政，人民的意愿决定政权的存亡。李光耀举苏联为例说，那个看起来牢不可破的政权在执政 70 多年后，还是于1991年突然间瓦解。因此，行动党如果辜负了选民的期望，有朝一日其政府也将被另一政党所取代。行动党党报《行动报》2009年11月，第10页。李光耀不认为行动党政府能屹立不倒，如果行动党不信守创党宗旨，难免自取灭亡。他觉得一旦行动党变质，变得贪腐无能，反对党组成一个能取代执政党的强大团队，行动党就会被人民推翻。他坦陈，行动党一旦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就理应被选民抛弃。《联合早报》2008年5月7日。2执政党若贪腐失民心即落选：2009年10月初，李显龙总理访问日本前，日本媒体问他：一个多月前日本的大选让政坛变天，长期执政的自由民主党被民主党击败，发生政权交替。自新加坡独立（应是1959年自治邦）以来垄断执政权的行动党有一天是否也会有同样下场？李总理回答说：“只要行动党政府好好地照顾人民，就一定会继续得到他们的强有力支持并得以长期执政。但如果行动党有一天变得无能、贪污腐败并令民众失望，我们就理应在大选中落败；但我们会竭尽所能确保这种局面不会发生。”《联合早报》2009年10月5日。行动党领导层认为，该党作为一个对新加坡承载着特别责任的政党，绝不能陷入以为已掌握了永久获胜的秘诀的危险迷思。反之，它须顺应时代变迁而勇于求新求变，洞察民情，贴近民间。因此，行动党青年团主席、贸工部政务部长张思乐提醒青年团党员：虽然行动党在新加坡执政已超过半个世纪，是本地历史最悠久、最强大的政党。但还得把党当成一家起步公司，而不是大规模的蓝筹股公司；要继续拼搏，争取更辉煌政绩。他说，行动党在组织政府和管理国家方面相当拿手，但作为一个政党，却还有许多地方有待加强学习，尤其是在与人民沟通方面。“如果行动党青年团成员以为党是一家大型蓝筹跨国公司，那么我们注定会衰败。反之，我们必须把自己想象成一家小而精干的起步公司，永远虚心服务基层人民，我们才较有继续成功的机会。每一名党员都必须明白这点。”《联合早报》2012年5月7日。3永为人民公仆：如何使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维持充沛的精力与冲劲，与时俱进以获得一代代新选民的支持是个很大的挑战。李显龙总理认为长期执政的政党容易失去活力，党员也容易变得自满，导致党务发展停滞不前，与民脱节：“这样的情况不应发生，也还没有发生在行动党身上，我们也绝对不会让它发生。”他说：“行动党本身当然也面对自己的挑战，我们必须解决基本的问题，包括如何与时俱进；如何说服有才干的人才负起治理国家的责任；如何继续争取选民的支持和信任。这些都是长远的问题，必须继续讨论，更重要的是党要与人民并肩努力。”《联合早报》2009年10月5日。2011年4月16日全国大选前夕，李显龙以党秘书长的身份在公布政纲与竞选标语时提醒党员：永远不要忘记他们是人民的公仆，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我们要赢得大选，重新取得执政权，是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权益，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权力欲望；绝对不能让人民觉得我们高高在上，更不能谋取私利。”4引进优秀人才，与时俱进：行动党向来除了秉持反贪腐和清廉诚信的原则，也积极引进优秀人才和新血，确保该党了解不同年龄层人民的期望和需要，争取各年龄层选民的支持蝉联执政。它不但在每一届大选时派出约四分之一新的候选人，还透过青年团去吸引年轻人参加党的活动，同年轻一代的选民保持联系。展望未来，李显龙总理认为行动党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配合人民的期望并维持民众对党的信任，让他们相信行动党才是为民服务和领导新加坡的最佳政党。《联合早报》2009年11月2日。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指出：“行动党必须能容纳并招揽有才华的人，允许领导人和党员之间能有不同的意见，以免有意见的人觉得党内环境令他感到窒息；行动党不能因为一党独大而傲慢。我们知道无论一个政党做得多好，人们还是不喜欢由一党垄断的局面。因此，行动党的国会议员必须谨慎，不能令人感到我们高高在上。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地方。”《人民行动党45周年1954—1999》特刊，第113页。行动党及其政府信守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不断引进优秀人才承先启后，是管理执政危机的应对办法,也有效地使该党继续壮大并获得选民支持而持续执政。1997年2月25日，李光耀在国会发表为政之道演说时提醒行动党部长和国会议员：“新加坡人民已经习惯了高效率的政府。他们应该获得最好的政府，而我们的责任就是确保他们获得最好的政府。”唯有坚持良治传统，选民才会继续拥护它执政。5政府必须做出改变：新加坡的社会正经历根本的改变，人口结构与组成也正在转变。年长新加坡人对退休后的生活和医疗开销感到忧虑，较年轻的新加坡人有很高的期望，但又不时担心是否能够达到目标；企业则必须应对外来劳工增长大幅度放缓的冲击；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社交媒体正全面改变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和整个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现在更多样化，而且也更有力的表达出来。总之，新加坡已进入一个新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因此，2013年3月27日李显龙总理在第25届行政服务晚宴及擢升仪式上的演讲中，要求公共服务扩大其服务多样性，以及改变政府制定政策的方式。他说：“作为政治领导人和公务员，我们的工作是巩固新加坡的强项，和新加坡人一起努力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并建立更美好的新加坡。这意味着在政策和政治上都必须做得对。我们的优先考虑是处理紧迫的问题，尤其是住屋和公共交通。这些是迫切必须解决的政治和国家问题。我们必须取得看得见的进展，解决新加坡人合理的担忧。国家发展部和交通部正全力以赴，但这些是整个政府的问题。”他认为政府必须更快和更一致地对新的和迫切的问题作出反应。不论是解决住屋和公共交通问题，或迫在眉睫的危险如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我们必须突破部门间的藩篱，以整体政府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更重要的是，机构间必须共享更多的数据，以便对问题有更全面的理解，并采取整个系统而不是各部门的方式来应对。“要对新的环境作出战略性反应，我们得在思维与政策上做一些重大调整。要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我们必须在自力更生和社会援助间寻求新的平衡。对一些特定群体，尤其是年长者，我们必须加强社会安全网。我们也必须重新审视包括医疗和住屋的主要社会政策。政府正通过各平台这样做，包括‘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这些战略性转变虽然是重要的，一些硬道理却不容改变。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团结一致面对未来。我们永远需要一支强大的内政团队和武装部队来保障国家安全。我们仍然依赖一个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经济，来为新加坡人提供良好的工作，并为我们的社会援助计划提供资源。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我们必须强化新加坡人的认同感。”他告诉公务员：既然这是行政服务的晚宴，就应该提到另一个硬道理：新加坡需要一个有效、诚实的高素质公共服务团队，其成员必须有能力和忠诚，对国家有责任感，对人民有服务的精神。“我们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公共服务的一个原因——虽然不是唯一原因——是我们根据公务员的素质和贡献，给予他们有竞争力和实际的薪金。我们检讨了行政服务的薪金，但不会改变这个原则。”“要做出这个精细调准的改变并不容易。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哪些应该改变，哪些应该重新肯定，并避免在过程中提高不切实际的期望。在达到一个新的稳固位置前，我们得为不稳定和不安做好准备。国家发展部建议调低新预购组屋价格时，我们在人们的反应中便可以看到一些这类的情绪。但一成不变不是选项，我们必须在这个不稳定的环境中一起前进。”6维护价值观和公共利益：李显龙说，在较“众说纷纭”的环境里，“我们有时可能会觉得失去平衡，但却不能失去方向。我们要以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并紧记为新加坡人和新加坡服务是我们的任务。对政治领导人和公务员来说，情况都是如此”。他指出有三个价值观尤为显著：“首先，永远秉持最高水平的诚信和链接。这是我们的使命的基础和新加坡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的体制能有效运作，是因为政策是为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或既得利益者而制定的。我们不容忍不当的行为。任何人违法都将被逮捕和处罚，不论他身居何职及情况有多么让人难堪。一旦降低治理水平，我们将走向滑坡。”“其次，谦逊地为人民服务。让我们做正确的事和把正确的事做好，但永远不要自以为是和傲慢。谦逊也表示我们同意政府并不是对所有问题都有答案。因此，我们必须多与民众沟通、设身处地了解他们及征询他们不同的意见。”“最后，我们必须时刻维护公共利益。我们身居可以行使权力的职位，不能辜负人们对我们的信任。管理权也意味着改善我们周围的人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同事、公共服务里的其他人及尤其重要的新加坡人。最终，它意味着培养接班人，把一个比我们接棒时更好的新加坡交给他们。”原载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刊物ETHOS，第4—6页。五未雨绸缪这跟上面所说的“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危机意识有直接的关系。新加坡政府认为领导班子必须对急速变化的世界局势有深入的了解，同时要耳听八方，眼观六路，权衡利弊后作最佳的务实决策，尽早预测并设法解决潜在问题，而不是等到问题开始恶化了才来想办法解决，那就太迟了。（一）高瞻远瞩制定政策这需要领导人有预测潜在问题的能力。李光耀说：“你必须高瞻远瞩，预先采取行动阻止问题的发生。比方说，假如当初我们不在人民还不能普遍买得起车的年代施行拥车证制度（1990年开始实施的购车固打制)今天来实施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政府不能要求人民放弃他们的车子。”宜居城市中心出版的双年刊印刷与电子版国际杂志《城市解决方案》（Urban Solutions）2012年第2期，第4—7页。在《建立一个东南亚模范社会》的论文集里，李光耀比喻治国者应如精打细算的商人，须具备长远经营的眼光与毅力：“我们管理国家跟商人经营商店或公司一样，不论生意大小，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只为明天着想；明天能赚多少钱只是个小问题。我们要为十年后，二十年后的后代应该怎么办打算，预测生意是否还能继续维持下去，或者会失败。”李光耀：《建立一个东南亚模范社会》，载《新加坡之路——李光耀政论集》，新加坡国际出版公司1967年版，第64页。他对领导人须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讲话包括：“我们的决策是考虑下一代以至数代后可能出现的情况，预测数百年后我们的后代可能会有怎么样的前景。”1965年9月13日在电视台与《华文报》记者对话时的语录。“以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作为决策考虑是为良治。实际上，最坏的情况不常发生，那么我们以最极端的对策应付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反而能避免最糟的局面。任何政府以明天仍是阳光灿烂的假定来决策，往往把人民带上绝路，后果不堪设想。”1969年8月16日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讲话。“不要以为成功了就会永远领先。新加坡政府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以为新加坡成功了，那就完蛋了。我们要不断地创新、想新办法，（为配合）将来的工业、服务业、各种各样新的企业的需求做好准备。总有一天我们将跟发达国家平起平坐，这要求我们现在就积极推动科研和发展。”2009年5月24日在南京跟江苏省省委书记梁保华会晤时语录。（二）突破与创新未雨绸缪的理念也鞭策政府须不断寻求创新与突破，新加坡从严重缺乏食用水变成联合国赞誉的水务管理模范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将废水变成可饮用的“新生水”(NeWater)，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先天的脆弱性，也逐渐摆脱了邻国的要挟。第二任总理吴作栋说：“每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发生严重的歧见时，有些马来西亚政治人物就想利用水作为迫使新加坡就范的手段。像这样的经验凸显了新加坡开发多方面水源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010年5月4日新加坡媒体报道。2012年3月访问新加坡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欢迎宴会上敬酒时，选择以新生水代替酒。他形容新生水的“价值特别重大，胜似仙丹（Elixir of life）”。2013年9月18日开幕的第二座大规模海水淡化厂，足以应付本地四分之一的用水需求。李显龙总理在仪式上致辞时说，新加坡人要掌握国家命运：把海水转为食水，把弱点转为优势。他说：“曾经的战略局限，如今是让我们引领思潮和拥有竞争优势的源泉。”现在，水供大致上已不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但鉴于地球气温暖化，海水将逐渐上涨，作为小岛的新加坡可能遭灭顶之灾。因此，政府已经着手研究荷兰人的经验，如何利用堤坝防范被海水淹没。2007年5月9日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引述李光耀在一个对话会上回答提问。《纽约时报》记者说：“把疟疾猖獗的小岛改变成现代化金融中心及第一世界城市景观的李光耀，如今正凝视着新加坡的未来,构思如何筑堤防范因地球气温暖化导致海水上涨而使新加坡遭淹没的危机。‘我们应该开始想这个问题’，他说。”2007年8月29日接受《纽约时报》记者 Seth Mydans 与 Wayne Arnold 访问。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多年来新加坡政府克服了一个接一个的国内外危机，国家从危机中迅速恢复生机和希望，都是政府远虑的结果。六全球化与世界接轨国家全球化也是政府务实求存的体现。李光耀说他自认是个实用主义者，国家必须顺应环境的改变而与时俱进；更何况现在是新发现和革新不断涌现的时代，各国之间互相连接，世界也高度全球化，加上通信和交通的便捷，任何国家都不能故步自封。世界一直都在改头换面，而且越来越快，新加坡也必须迎头赶上。2008年4月1日李光耀在新加坡跟俄罗斯商人对话。《联合早报》2008年4月2日。作为一个毫无天然资源、没有腹地的小岛国，新加坡的经济依赖世界经济的稳健发展而从中得益。李光耀在回忆录里说：“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吸引人的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联合早报》2000年版，第59页。李光耀在《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里回忆如何经营新加坡的经济说，由于邻国曾企图挤压新加坡，新加坡不得不跳出区域跟世界接轨，引进跨国企业。于是，政府除了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更充分发展国内的人力资源，把人民训练好，组织好，教育好，为跨国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此外，新加坡还跟世界上能为新加坡人的生活增值的地方加强合作，建立双赢关系。李显龙总理说，新加坡必须与全球化接轨，才能避免被边缘化。《联合早报》2006年6月18日。回顾新加坡的全球化过程，李光耀说：“新加坡上的第一课是：假如我们不跟世界接轨，我们将回到渔村的年代。正是因为我们跟全世界接轨、我们拥有的海港和地理位置，新加坡才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最能跟世界各国接轨，最能为各国提供货物、服务、观念、资金转移的国家，一定会繁荣昌盛。”2007年3月6日李光耀在新加坡举行的新加坡—俄罗斯商业论坛上回答提问。区域主义和全球化是相辅相成的。一些国家组成区域集团，并透过经济整合来加强本身的实力。人民和货品都能在这些区域集团内自由流动。当它们发现区域化的好处之后，就会想要超越现状，以享受全球化的益处。新加坡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它的经济不仅是同东南亚，而是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体进行了整合。第二任总理吴作栋谈区域主义。《联合早报》2006年4月4日。新加坡全球化的努力可谓成绩斐然，世界经济论坛发表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新加坡竞争力排名维持世界第2，仅次于瑞士。但正如李显龙总理说的，如果新加坡彻底全球化，这个小岛国可能“溶化”；如果不全球化，又如何养活数百万新加坡人民？七领导人素质至关重要〖1〗（一）对领导人素质的严苛要求综观上述，新加坡实现良治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高素质的领导人。李光耀坚信，新加坡要继续生存，安全、稳定与繁荣，就须有高素质的领导人和领导团队。他认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不单凭它国土的大小，而是领导人、领导团队的素质和人民的意志、同心协力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斗志和纪律”。1963年8月31日，李光耀总理在马来西亚团结日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1980年12月19日他曾在一个全国电视直播的演讲中指出：治理新加坡的人，一定要有铁一般的意志，否则别沾手！治理新加坡并非打牌消遣那么简单，这是攸关新加坡人民生死的事业。鉴于新加坡处于相当不友善的地缘环境中，政府领导人的素质更是不容妥协了。1996年6月，李光耀在新加坡报业俱乐部的演讲中解释他的理念：“处在本地区的一个城市国家若想生存，就不能只是一个平庸的国家。新加坡要生存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高素质的领导层：意志坚强、具奉献精神、坚定不移、能干和诚实。第二，人民必须明白国家的彻底脆弱性，愿意跟政府同心协力面对各种挑战。”他说：“新加坡需要一个由重量级领导层组成的政府，以弥补这个小国不具备的分量。总理和部长们必须组成一个紧密合作的团队，有能力果断地应对各种困难，设计和执行富想象力的政策，引导和动员公众舆论支持政府做应该做的事情。新加坡不能有一个得过且过的政府。”1963年8月31日，李光耀总理在马来西亚团结日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1971年3月17日，他在一个演讲中指出，若任由较不诚实、较不能干和较不诚恳的人管理新加坡，并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必将损害人民的前途。在他2011年出版的著作《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里不断强调，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因素是政府坚定的治理和高效能的（国家）机构(Strong governan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新加坡政府对领导人及其团队素质有极高的要求。它不容许绵羊带领狮子，而是要狮子带领绵羊（也见第四章第四节“任人唯贤”）。（二）坚强的政府，卓越的核心领导班子李光耀的这个信念至今不变。2010年他再度指出：“要建设我们今天的新加坡，就必须有特别坚强的政府，并组成一支能干、坚定和为国为民服务的核心队伍。政府领导人都经过严格的筛选和考验，只有那些能挑起治国大梁的人，才会被委予重任，推进国家经济攀高峰，为人民制造就业机会。经济发展势头好，国家才有盈余去支持第三代武装部队，为保家卫国尽心尽力。”李光耀谈新加坡从不可能变成事实的经验。《联合早报》2010年8月16日。随着新加坡政治生态的改变和人民对政府的期望提高，政府正面对新的挑战。1990年至2004年担任第二任总理的吴作栋在哈佛大学谈国内外挑战时表示，新加坡内部越来越难形成共识。他说新加坡一直有具远见和做事果断的领导人，带领国人共同建设繁荣社会。但全球化问题、收入差距扩大、教育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新媒体的出现，都使得新加坡国家内部越来越难形成共识。2012年10月中旬，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发表题为《航行于不断变化的世界：一个小国的视角》的演讲，就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如何在动态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取得成就，分享其经验和看法。《联合早报》2012年10月17日。在这个新形势下，李显龙总理认为“要保障新加坡的前途，就必须组成一支最优秀的，即A级的、能在任何‘国际赛’中都能取胜的国家领导团队”，才能为人民作出成绩，保障国家的前途，带领新加坡更上一层楼。2011年4月5日，李显龙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肯特岗部长论坛上，发表《领导层更新：第四代及以后的领导班子》演讲。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是个典型的“硬汉子”政治领导。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在《李光耀回忆录》评语中这样形容他：“李光耀把最有才华横溢头脑的能人集合在身边，把最严格的标准变成政府的制度。在他的领导下，公众利益至上，对教育、工作和储蓄的崇仰，对新加坡未来的发展有高瞻远瞩的能力，都促使新加坡迈上我称之为‘进步捷径’。”经常发表评论批判政府某些政策的新加坡著名作家林宝英博士，也把新加坡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归功于李光耀。她写道：“即使你只是随意浏览新加坡历史，你也会知道正是李光耀在他坚定的政治信念驱使下，在这个变幻莫测、动荡不安，甚至是不友善的世界局势中，在新加坡不断挣扎求存中拯救了新加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他创造了一个让新加坡人民安居乐业，享受现代化卫生设备的环境。”Political Commentary by Dr Catherine Lim,a Singapore political commentator and novelist:The GE 2011 Political Demise of Lee Kuan Yew:A Supreme IronyMay 2011，Source:catherinelimsg.八以优良传统价值观维护社会道德观念李光耀认为，即使在今天，政府的良治仍需在各种竞争间维持基本真理的平衡：是非与善恶。2007年8月11日，他在南洋（女中）中小幼大家庭90周年校庆晚宴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学校灌输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他说：“为了让年轻一代能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立足，学校必须向学生灌输正确的价值观，使他们成为正直诚实的公民，能和各族同胞和谐合作，携手并进，共谋发展。……把下一代培育成品格端正和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是千古不变的教育重任。学校必须负起培养学生人格、灌输道德价值观的责任，也应当培养学生的自律精神以及以礼待人的美德。”他回忆1979年答复当时教育部长吴庆瑞所提呈的报告书的话：教育的范畴广，问题多，但是其宗旨简要，而且恒久不变，那就是启动孩子最大的潜能，让他长大后成为一个正直的好人和有用的公民……与他人和睦共事的公民。“他对国家忠诚吗？当国家需要他时，他是否……准备好保卫国家、保护妻子和小孩，以及所有的同胞？他是个孝顺的人吗？他尊重年长者吗？他是否奉公守法？他是否具有人道精神，以及有责任感？ ”1994年10月19日，他在一个学校演讲时重申：“如果孝道不受重视，生存体现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变得粗野。”1986年12月12日，李光耀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当有一天华人失去儒家思想的特质……我们将演变成另一个社会。随着我国的西化，儒家思想已逐渐式微。如果我们无法成功地保留儒家思想的一些基本价值观，我们将成为另一个西方式的意见纷纭的社会，并面临极大的困境。”1988年1月8日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访谈时，他再度说：“我并不以西方的生活方式为模式……我对这些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不敢恭维。我们应该不惜代价抵御西方歪风的入侵。儒家伦理道德经过数千年的考验而历久弥新。如修身齐家，对朋友以诚相待，效忠国家等道德观，经得起中国、日本、韩国与越南数千年的考验，我们不应该任意舍弃。我们不应该任意颠覆基本的人伦关系。”为了贯彻继承优良价值观的构想，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教育部延请多位国际著名儒学学者为学校编写儒家思想教科书（见第四章“良治之道”第八节“双语政策”。这个措施的主要目的是要预防受英文教育的下一代把新加坡变成一个“伪西方社会”（PseudoWestern society）。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巧妙地结合了资本主义的脑和社会主义的心，治国之道也巧妙地结合了西方先进的科技和儒家智慧的精粹——比如政府重视治国先治吏（《资治通鉴》）；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强调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危机意识；戒奢以俭、杜绝浮华的财政管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