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及其前景“我们将生存下去。这是一个小红点，我们可以把它变得更红更灿烂。”——李光耀，2006年《礼记·中庸》：“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这是指一个掌握政权的人逝世了，他的政治措施也就跟着停顿下来，这样的统治结局大都发生在独裁者控制和寡头政治的地方。新加坡奉行国会民主制，政府一开始就是民选的，所有的政策都必须经过国会通过才能生效，并非一人说了算的政治。再说，建国总理李光耀长期治理新加坡的经验与理想都已形成行之有效、适时改善的法律、制度和机制，即核心治国理念，无论将来什么政党执政，若要推动新加坡的持续繁荣，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恐怕都不会轻易偏离。（一）新加坡模式会否人亡政息？赞赏新加坡治理方式与发展成果者称它已成为学习借鉴的“模式”（Model）。“模式”一般指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状态。鉴于新加坡政府不断求新求变，而且本身也一直在学习和采纳他国好的制度和做法，很难把新加坡目前的施政方式固定化下来，但这样求新求变治理国家的策略其实也是一个治理模式。李光耀则称“新加坡已经是个品牌”了：“一些国家看上了新加坡制度，想采纳我们的一些发展经验。”2006年8月18日在他的选区国庆招待会上讲话。“新加坡品牌”反映了它卓越的治理模式是受到国际公认的。关心新加坡前途的国内外人士经常提的一个问题是：在建国总理李光耀离开后，“新加坡模式”会否人亡政息？李光耀本身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坦白说，我自己也没有答案。到时或许有另一个人，能够把人民动员起来，能够让人民振作奋发，拥有卓识、远见和冲劲去实现他的理想与计划，他也能够成功，并非一定要我才行，有这种素质的其他人也能做到。但因为是我，我有自己坚持的一些理想，如坚持维持人民生活整体的素质，要绿化城市，让人民生活在干净和整齐的环境中……”2004年6月24日李光耀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二套《对话》栏目访谈。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政治生态会随着经济与社会情况的改变，而出现变化，但这变化不会因为他自己退出政坛而产生。人民行动党党报《行动报》表示，很多人预测有朝一日李光耀离开政坛，新加坡将变得很不一样，并询问他对此的看法。李光耀回应说：“新加坡的政治会改变，但不是因为我离开政治而改变。它会发生，是因为新加坡的经济与社会情况发生重大的变化。”他不晓得随着新一代国民成长起来，将带来怎样的变化。但肯定的是，许多新发明将促使通信及交通更加快速与便宜，使经济整合得更紧密。“作为全球最开放及跟国际社会高度接轨的城市，这些都将对新加坡造成很显著的冲击。行动党必须改变，调整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政策，并加以调适，为更加富有的一代争取实现新加坡梦。”人民行动党党报《行动报》2009年11月刊，第5页。他对新加坡的未来充满信心：“除了我，所有其他第一代领导都已经离世了。所以，当你问我李光耀离去后新加坡是否会生存下去，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条件是：总理和他的团队要团结一致，并且不断地自我更新，不断地调整政策以适应改变的环境。”1996年6月7日在新加坡报业俱乐部演讲。2003年3月李光耀在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记者问他:“塞缪尔·亨廷顿和其他一些人说过，李光耀离去后,新加坡不会生存多久。那么，你继续在政府里扮演的角色，不是意味着你和总理也对新加坡能否在你离去后的持续发展缺乏信心吗？”李光耀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推论题。亨廷顿说新加坡是因为有李光耀，才有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所以，在我走后，新加坡的诚实和足智多谋就会消失。我们将证明他的看法是错误的。我的同僚和我已经把诚实、廉政和任人唯贤等政策制度化了。每一代的领导人都有责任物色正直、能干和有献身精神的人作为接班人。”《海峡时报》2003年3月4日。2013年9月28日，《联合早报》副总编辑兼时事评论员严孟达在言论版发表《没有伟人，日子照过？》的评论，问：“没有伟人，新加坡人的日子照过吗？”他认为如果“日子照过，表示新加坡没有因为伟人的人亡而政息。但是，深一层想，日子是不能照过的。照过的话，好日子也会维持不了多久……近二十年前说新加坡在李光耀之后会‘人亡政息’的美国学者亨廷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给了新加坡一个很及时的提醒……”他说如果“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照旧跟以前一样，政府在政治上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天下无事”，也许五年、十年内新加坡还能保持李光耀时代的光芒，但是，日子一久，政治领导人当中“庸人看不出是庸人，豪杰也没有太大的表现机会”，而国人也耽于安逸，那么那时的新加坡就可能会像现在的瑞士社会一样出现一股质疑国民服役以及其他国家体制的必要性的声浪。他指出，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的领导班子需要更多兼具国际视野和历史眼光的人才来担当大事。领导人经常提出一些忧患课题让国人思考，是着眼于更长远的“后后李光耀”；而“后后李光耀”才是更值得我们担心的，因为眼前的“后李光耀时代”李光耀已早有所部署，他将给我们留下的是多方面的宝贵遗产，“在忧患中成长”正是李光耀及其同一代领袖弥足传世的政治品质，新加坡人不能因为伟人的不在而忘得一干二净。严孟达长期关注新加坡的政治发展，也经常撰文评论热门政治课题。他都是以中肯的态度和客观的立场提出发人深省的见解，受到各界好评。我完全赞成他上述的看法。（二）新加坡精神毋庸置疑，小国寡民的新加坡在急速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的前景如何，再高科技的水晶球也没把握准确地预测。可以肯定的是，新加坡的持续发展必须像目前一样，广结善缘，灵活地、务实地顺应时局的改变，审时度势地调整发展策略。2012年6月7日，李显龙总理在新加坡经济学会的常年宴会上致词时提醒新加坡人，心存侥幸地松懈下来将是新加坡最大的危机：“我国是个小经济体，容易受到外来因素影响，又没有天然资源当后盾，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因此，如果要确保我们有更加美好的明天，眼前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新加坡只是安于成为中上水平的城市，那就要面对失败的后果。倘若我们抱着要放慢脚步，尽量享受今天，不担心明天的心态，那将是国家最大的危机。我们更不应该把之前的成功当作理所当然。新加坡经济上的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抱着侥幸的心态松懈下来，将无法赶上先进国家。”原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尚达曼（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2007年2月15日在国会宣读新财政年度政府预算案时，引述一名工友的话说：“我能做的，就会去做；无论我做什么，都会尽力做好。这就是新加坡精神——肯做、会做、做得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繁荣的。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新加坡的强处正好适合全球化——我们向世界开放，我们对改变能迅速反应，还有我们值得信赖的信誉。但新加坡成功的最决定性因素是人民的进取心，坚韧不拔和自力更生的精神。”《联合早报》2007年2月16日。李光耀也对新加坡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在回忆录（1965—2000）《后记》里说：“未来充满希望，也充满变数。工业社会正让位给知识社会。新的分野将是有知识或没知识。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成为知识世界的一员。过去30年，我们成功，但并不表示今后也会一帆风顺。不过，只要我们坚持那些使我们进步的基本原则，失败的可能性便大大减少。这些原则包括通过分享成果维系社会和谐、人人机会均等、唯才是用，尤其是政府领袖必须由最能干的男女担任。”《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联合早报2000年版，第770页。执政党必然得与时俱进，想方设法为新加坡和人民争取最佳的发展和生活空间。李光耀曾形容新加坡“好比一个陀螺或回转仪，一旦停止旋转，便会摇摇晃晃地倒下”。1968年3月28日。新加坡只有奋发前进，才可能发展成李光耀所期望的前景：“我们将生存下去。这是一个小红点，我们可以把它变得更红更灿烂。”2006年11月5日，李光耀在一个选区跟人民聚会时就以“小红点”作比喻，对新加坡的前景充满信心。（三）警惕自满李光耀告诉政府和新加坡人:“如果我们以为新加坡已经成功了，那就完蛋了。相反，我们要不断地求新求变，为应对今后各种各样新的企业的需求做好准备。”2009年5月24日在南京跟江苏省省委书记梁保华会晤时谈话语录。早在1970年，在一个民众俱乐部庆祝十周年的仪式上讲话时，李光耀就提起他最担忧的是官员与人民感到自满(Complacency)和自我陶醉(Selfsatisfaction)：“当事事顺意时，人们就变成好逸恶劳”，放松警惕。一名高级公务员杨烈国也有同感。他发觉“我们已经抱着某种‘我们已经成功了’的心态。我们第一。于是你就闲着给自己摇摇扇子，自我恭喜”。《海峡时报》2008年7月11日。2008年，一个头号恐怖分子居然从保卫森严的拘留中心潜逃，震惊全国。李光耀提醒新加坡人：“任何人以为新加坡不会或不可能发生变故，那简直是活在虚幻的世界里。当人民长期没有遭遇任何震骇或挫折时，就自然而然地产生自满的心态。……以为我们是不可能犯错误的，那是愚蠢的想法。……只要犯一个错误，我们就会面对爆炸性的局面。因此，我们不要对此事件等闲视之。”《海峡时报》2008年4月5日。（四）2011年“分水岭”的国会选举新加坡目前有23个合法政党，每届国会选举或补选都有多个反对党参加竞选。不过，最活跃和支持者最多的反对党是工人党。所以，新加坡不是一党制的国家。李显龙总理认为：“有这么多政党参加选举是件好事，而且反对党的一些候选人的素质也比过去的优秀。这意味着执政党必须更加努力地为人民服务。”2011年5月3日在午间竞选群众大会上发言。《联合早报》5月4日。2011年5月7日的国会选举被认为是分水岭的大选，也是人民行动党1959年执政以来最关键的一次选举，按照《海峡时报》社论的分析是：首先，这将是李光耀内阁资政参选的最后一次大选。自从1955年获选进入当时殖民地的立法议会起，他是至今仍然活跃政坛、 硕果仅存的政治元老（2013年90岁）。其次，这极可能是执政党第四代总理首次的大选，因为执政党现领导层已经表明将在2020年交棒。最后，这也是反对党一次分水岭的大选。过去它们一直无法物色足够能干和有分量的候选人，但这回它们找到了数名足以跟执政党媲美的候选人；这是1963年以来阵容最强的反对党人选。《海峡时报》2011年4月23日。这次国会选举共有12个单选区和15个集选区（为维护少数种族政治权益的制度，见第四章第三节“多种族和谐社会”），总共87个议席，比2006年大选增加了三个议席，选民人数 221万1102人。民众对这次大选颇有期待，尤其是反对党来势汹汹,角逐 82 个议席（提名日，执政党只在一个五名候选人的集选区因没对手而主动中选）。行动党如同上次大选一样，无法在提名日当天以超过半数的优势而蝉联执政。这是该党面对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最为激烈的竞争，令人刮目相看。1.执政党总得票率下降：经过8天的激烈竞选活动后，行动党获得87个国会议席中的81个议席，但总得票率降至历来最低的6014%，反对党赢得6个议席。工人党秘书长和主席的团队甚至在一个集选区以5471%的多数票击败由外交部长杨荣文领军的数名部长级候选人，李显龙总理在选举成绩揭晓时的记者会上保证“政府将负责地、谦虚地执政”：“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我国政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大选之后，各方和全国人民都应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全新加坡各界人民都有更高的抱负和期待，很多人要政府采取不同的执政方式，以配合新的一代和新的时代。我也感觉到其中很多人想听到国会里有较多反对党的声音，以制衡人民行动党政府。……因此，这次的大选标志着新加坡政治版图的重大改观，全体新加坡人和所有政党必须尽快适应。”2011年5月8日晨在选举结果揭晓后的记者会上的发言。新加坡媒体8日报道。落选的外交部长杨荣文在成绩揭晓后也告诉记者们：“新加坡的历史已经开始新的一章。民间有一股汹涌的潮流，我们无法阻挡。但这就是人生。”2工人党取得突破：反对党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也在同个时候的记者会上告诉支持者：“你们以莫大的勇气取得了政治突破，我知道这是个不容易的决定。你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果断地委托工人党的团队代表你们，我们会竭尽所能为你们服务，在国会代表你们，以国为重，为你们争取权利。”他也说：“您的支持也告诉了行动党政府和全世界，除了经济上的发展，您也希望新加坡朝向民主迈进。你们也希望政府更加包容、透明、负责以及更愿意作出回应。我们要的是更加关心人民的政治领导，真正聆听每个新加坡人，尤其是需要更多援助者的心声。”同上。3适应政治“新常态”：原副总理（现任民选总统）陈庆炎博士认为，新加坡政治将进入一个“新常态”（New Normal）的情况，即有一个强势的政府，能够制定和执行政策，而国会里则存在有效（监督、制衡政府的）的反对党。他觉得过去一党独大、反对党微不足道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了。他说，这次选举产生了大家都是赢家的结果。首先，执政的行动党在87选区中赢得81选区，获得强有力的选民支持继续制定和执行能促进新加坡持续繁荣的政策。其次，工人党终于取得一个集选区，将能扩大它的影响，这是反对党的胜利。最后，这次选举把新加坡的政治引进另一发展阶段。如果反对党在国会里发挥积极的作用，对治理国家提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策略，使政府的政策更加完善，最终更加利民，这是新加坡全体人民的胜利。2011年7月14日参加中华总商会一个活动时致词。行动党主席林文兴也承认新加坡政治已经改变了：“如今，国会里有了不容忽视的反对党。工人党有六名国会议员，还有两名非选区议员（以高得票率落选的反对党候选人，获遴选成为无表决权的议员）。新加坡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进入一个‘新常态’的局面。执政党在一个集选区落败虽然是心理上的打击，却并非意想不到的事。政府年轻的领导层必须尽快适应这‘新常态’的政局。”2011年7月22日，行动党主席林文兴在答谢22名卸任国会议员的宴会上讲话。接着，2012年5月后港选区补选和2013年1月26日榜鹅东区补选，工人党的候选人都先后击败执政党的候选人，扩大了工人党在国会里的阵容（请见第二章“良治与民主”）。4大选结果证明新加坡政治制度可行：自1996年出任新加坡驻美国大使以来，陈庆珠教授不知得向多少美国人一再解释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是民主而且是可行的。现在，她有了更具说服力的例证，因为2011年的大选结果证明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并非受到执政的行动党所垄断。她告诉美国人，在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下，只要反对党能够招揽到有实力的候选人，并提出合理的政策，就能够突破以前的困局，而这一切都在这次的大选中发生了。“我们一直被批评为很专制，但是我相信新加坡的制度是可行的，现在你们都看到它起作用了。”陈大使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东南亚研究主任欧内斯特·鲍尔（Ernest Bower）访谈时，应要求分析新加坡2011年具分水岭意义的大选。她认为大选结果其实“人人都是赢家”。新加坡人赢，是因为他们得到想见到的结果；说是反对党的胜利，因为它首次取得了突破，赢得一个集选区；行动党尝到的结果，则体现在它迅速了解大选结果所发出的信号，进而展开了转型的改革工程。对反对党而言，不仅工人党一举拿下六个国会议席，反对党整体而言的表现也不错，获得四成选民的支持。对于反对党的表现，陈大使指出他们在每一次大选中都取得一些进展，也越来越受到日益富裕并开始寻找一般民生课题以外的满足感的选民的欢迎，因此能够取得不错的突破。欧内斯特·鲍尔也不得不回应说：“看来新加坡的制度确实有效。”《联合早报》2011年5月25日。5台湾企业家赞赏新加坡民主政治：台湾企业家曹兴诚已经入籍新加坡，成为公民。他说那是因为他满意新加坡的民主模式。新加坡刚结束了建国以来最激烈的选战，大选的结果引起台湾舆论的热议。以站在民主浪潮前面自居的台湾觉得，执政党得票率创下新低显示了长期一党独大的新加坡执政党，也难抵民主浪潮，过去的成功模式将受到考验。然而，曹兴诚却觉得，“台湾应该参照新加坡经验，深刻检讨台湾式民主怎么造成了‘理盲情滥’、社会分化、地方割据的现况。反观新加坡讲究理性务实、专业治国的模式”，更深得他的认同。他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体现了理性重于民粹，专业胜于算计。希望此次大选的结果不会使执政党的执政产生太大的变化。”他有感而发地说：“新加坡在艰困的情况下生存下来并创造了成绩，是世界的奇迹。（有些新加坡人）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针对一般舆论推崇民主，却忽视了民主也有民粹主义的一面，曹兴诚认为：“民主不是至高无上的标准，民主没有给台湾带来太多的好处，虽然民主带来言论自由，但为了片面的自由所付出的代价是蛮高的。他分别以中国台湾和日本为例，指出民主导致分裂，甚至导致地方割据。代表地方利益的议员为了讨好自己的选民，为自己争取选票，只在乎自己地方的利益，未必具备宏观的视野，考虑集体利益。当所有地方领袖都只在为地方利益争论不休，集体将面对崩解的威胁。”他认为，台湾政治“目前在朝野对立、政治口水不断的耗损下，正是在崩解之中”。他指出，台湾实行民主制度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解决司法落后、法官腐败的问题。两党政治导致在野党不论是非，就是和执政党搞对抗，导致重要的法案可以躺在立法院十年不动；“‘国会’上明明是少数却能不接受多数的决定，借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这样的民主倒成了民主进步的障碍；民粹主义主导的民主社会最终选出来的是讨好工友、不管公司存活、威胁集体生计的工头”。《联合早报》2011年5月23日。（五）未来的挑战与国家情景吴作栋谈未来十大挑战：2009年8月2日，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他的马林百列集选区的国庆晚宴上讲话时说，新加坡的成功也制造了本身的问题。他列举下一代新加坡人民将面对的十大挑战，以提问的方式提出让内阁部长、家庭和年轻人思考：（1）高增长：在全球竞争中，你能维持新加坡的高经济增长，同时继续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吗？在1959年，千千万万的新加坡人住在贫民窟和恶劣的环境里。今天，超过90%的人民拥有自己的住屋。（2）生活将更好：新加坡人民已经住在优质的公共和私人住宅区了，作为领导人，你如何说服人们相信生活会更好？（3）交通：交通部长如何满足人民对舒适、方便、通畅旅程，准时服务和合理的电子收费和停车收费的期望？（4）保健：卫生部长能否扑灭跟富足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如糖尿病和癌症？同时维持医疗费廉宜，大家都付得起？（5）工人培训：人力部长和职工总会负责人能否设计一套新的培训计划，为低收入家庭的工资辅助，以及给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的雇用补贴计划？（6）更多婴孩：什么办法能鼓励我们的年轻一代结婚生育？吴作栋问家长和年轻人有什么好主意。（7）老龄化：目前，约9%新加坡人在65岁以上。到了2030年，将达到20%。他问部长级老龄化委员会主席，我们如何照顾这么多乐龄人口？我们将怎么照顾父母亲和祖父母？你需要建更多社区医院、养老院，同时又要让他们住得起？（8）稀有的土地：在过去50年，通过填海，土地面积扩大了约20%。他问国家发展部长，未来50年，新加坡还能填出多少土地？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新加坡如何解决人口过度拥挤的问题？（9）教育：有才华的学生受到各国青睐，削减了新加坡顶层人才的人数。吴资政认为这是新加坡长期生存的最严重威胁，必须尽快设法解决。他给总理、教育部长、学校和家庭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让在外国求学的新加坡学生维持跟新加坡的情感联系？如何确保他们多数会学成回国，为国家做出贡献？如何确保新加坡一直维持一批诚实、能干和有献身精神的新加坡人照顾国家和其他同胞？（10）宗教和谐：40年来，新加坡享有种族与宗教和谐的环境。新加坡人民如何确保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会继续生活在一起，尊重各自的信仰？《海峡时报》2009年8月3日。2013年7月5日，李显龙总理在“星展银行洞悉亚洲论坛”上讲话时说他最担心的是，新加坡有朝一日会丧失“特殊性”、变得平庸，不再让其他国家觉得惊喜。（六）生育率下降是国家“最大的挑战”《新加坡宪法》第12条规定，妇女享有同男人平等的权利。她们跟男人一样享有国家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的一切权利和利益。例如，妇女享有平等的机会，可以获得和男人一样的优质教育、政府奖学金、助学金；妇女可享受优质、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这有助于解决妇女的健康问题；妇女也有法定资格购买并拥有房地产/财产，等等。宪法的这个保障造就了很多受高等/专业训练的妇女，在各行各业担任要职，领取高薪。但是，由于种种个人或客观的原因，她们之中很多人选择保留单身。于是，这群社会精英女性的生育率成为政府十分关注的一个大问题。政府不断出台许多鼓励结婚生育的政策，包括成立“官方媒人”机构，现金奖励和优厚的产假，等等，但似乎都收效不大。建国总理李光耀认为，总体生育率逐年下降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新加坡只有靠引进新移民，才能弥补人口的不足，维持人口的水平。华人生育率的下降尤其显著。李光耀担心“华人生育率过低，20年后将减半”。2013年9月26日，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和新加坡统计局分别发表的《2013年人口报告简要》和《2013年人口趋势报告》都显示，截至6月，总人口是540万人，同比稍增16％。上一次人口增长率低于16％是在2004年（13％）。《人口报告简要》说，过去五年里，每年约2万人成为新公民，而且政府打算每年继续增加1.5万至2.5万新公民，弥补公民人口萎缩的缺陷；新公民的主要来源是永久居民。报告也继续指出新加坡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虽然生育率从2011年的120上升到2012年的129，各种族的生育率也都有所上升，不过，整体生育率还是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2011年单身者占居民人口的30％，2012年则升至32％。新加坡人口老龄化趋势持续。居民人口的中位数年龄2013年是389岁，略高于2012年的384岁。65岁以上居民的比率首次超过一成，从2012年的99％，上升至2013年的11％。老年人口赡养比例也逐年下降。2013年每一名65岁以上长者，有64名20岁至64岁的居民赡养，2012年的比例是67。在政府看来，这是新加坡持续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危机。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曾在2009年11月出版的人民行动党党报《行动报》中指出，生育率下降可能给新加坡造成严重的后果：“新生婴儿继续逐年减少，未来我国经济的动力将来自何方？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人捍卫新加坡？谁将照顾年长的一代？”李光耀也于2012年2月3日在选区的新春团拜联欢晚宴的讲话中对生育率的萎靡不振表示忧虑，认为如何促进人口增长是新加坡面对的最大挑战：“在人们眼中生儿育女是私事，但对社会整体而言却是关乎国家兴衰的大事。”因为“那不只影响新加坡的经济前景，也牵涉国家安全”。雪上加霜的是，每年约有4000名新加坡人移居外国，另约1000人放弃新加坡国籍。他们几乎都是新加坡所需要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