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福辉

　　朱惠民研究浙地的“白马湖文派”有年，颇具心得，在这个领域内也算是一位最早的有实力的文化学者了。

　　“白马湖”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先是个不大不小的散文流派，与“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血肉相连。朱惠民二十多年前便从考察朱自清与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的关系入手，由个别作家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俞平伯等一个个的研究到整体流派的命名，到风格特征的概括，从此踏入白马湖文化的圈子，一发而不可收，进展到目前这个程度和水平，让人起敬。他的学术精力十分专注，没有旁骛，就像“白马湖”是个天上仙女一般地被迷住了。他辛勤耕耘不止，发现的是一块“自己的园地”。这样，就有了《白马湖散文十三家》的编选，有了《白马湖文派散论》一书在香港的出版。而现在，他的目光从散文一隅逐渐移向更宽阔的文化空间，“文派”的名义渐渐定型，自有其深意在。眼前这本新著《白马湖文派短长书》的题目也值得玩味：不仅是指历年积累的这些长长短短的白马湖论述，也暗示了笔者的寓纵横流丽于质朴自然的文字，正与自然质朴“混搭”流丽漂亮的白马湖文化相对应呢（“短长书”原义为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言论和史迹。朱自清曾有一篇短文即名曰《短长书》）。这是一个其志不小的文化憧憬。

　　朱惠民的“白马湖文派”研究因而有了一些特色。其一，充分发挥区域性本土文学、文化研究的优长。你看他挖掘白马湖的新文学事迹、报刊资料、讲演记录等，都不是外地研究者能轻易接触到的。他举的《我们》（《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春晖》《大风》《山雨》《新奉化》《四明日报·文学周刊》《宁波评论》《火曜》　等刊都是研究地方文学的绝好材料。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他写的《白马湖讲演词考论》，知道当年春晖中学的校内讲演者有经亨颐（此校校长）、丰子恺、刘薰宇、刘叔琴等，校外聘来的有蔡元培、沈泽民(茅盾亲弟)、杨贤江、黄炎培、陈望道、黎锦晖等，觉察到这群知识分子的中间偏左的思想倾向。这可以解释很多“白马湖现象”，也是由阅读了本地的历史文献方能揭示出来的。区域性本土研究的特点，是材料新颖，富地方性，可以支持全国性本土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它鲜活、亲切，能发挥地方学者的优势。所以沈从文的家乡湘西学者就会专门研究土、苗的风俗，探讨巫文化与沈从文的关系；茅盾家乡浙江桐乡的学者就会从发掘茅盾少年时期作文起步。当然，区域性研究如不及时调整，不勇于打开眼界，必会狭窄，这是需要警惕的。其二是从材料出发。所有的论述都是以拥有扎扎实实的材料为前提的。论从史出，史料在研究中的第一性位置不能颠覆，它还能向论述的主体性渗入，便能不空疏，便能言之有物有据。因而，朱惠民的论文有活气，在资料基础上的品赏性分析就较多，就浓，以至于他也逐渐意识到要多运用史料性的随笔，来作为自己文体追求的目标。这一点，只要不绝对化，只要不随意地排斥学院派论文，便是无可厚非的。反之也一样。我近年来所开“石斋语痕”栏目，写的便是学术化笔记。近时与钱理群、陈子善合作主编出版的以文学广告为具体材料的文学编年史，论述自觉采用了“书话体”，这种试验似也与朱惠民同调。其三，尽量扩大研究的延展性。比如将“白马湖文学”延展到“白马湖文化”：由散文到新诗，由创作思想到审美生活情趣，由文学流派到组织、媒体再回到人格特征，由整合全体到绘制时代人文地图等，都是扩展。我对他所写探勘朱自清在宁波的教育生涯一文《语文教学中的“人格”教育》，特别地加以注意，认为是很有前途的对白马湖文派的拓展型研究。我们只要联系白马湖文派的后身“立达派”或“开明派”，想到开明书店同仁所办《中学生》杂志，以及开明教科书和丛书面向中小学生读者的不懈努力，便知“白马湖”以人格立身的文学教育精神，有多么重要。而国人语文修养的培育与文学的高度结合，艺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互相补充，正是“白马湖-开明”这一派的鲜明旗帜，可区别于其他文学流派的地方。

　　我觉得理解“白马湖文派”的特质，不宜长久地停留在纯正、自然、恬淡和丰腴、隐秀这样一些“文章风格”概念上面。这些固然是对的，如集子中俯拾皆是的“静情相融”，“闲情美文”，“绚烂向平淡的复归转移”,“流贯于‘剑’与‘箫’之间”，“激越与隐秀的两个传统是并行不悖的”，“味重于形”等等提法，都没有错。但我觉得在文化品性的分析中，还是要适当引进政治思想的视域（当然不是“政治挂帅”）。我们读朱自清的《那里走》，便知道此文颇能代表这批“白马湖人”后来的思想状态：在激进的阶级斗争站队和坚守五四文化启蒙主义这两方面，最后选择了后者，选择了如巴金所说的文化“岗位”。这在白马湖时期已露端倪：与激进思想相近，行动上却是守护型的。我曾写过短文谈从春晖中学到立达学园到开明书店的这批学人的总体精神（虽然这三者可以分阶段研究，但最终还是要从总体来理解局部，方才“完整”），说他们是“海上的京派”，亦是此意。要真正懂得白马湖的文与人，这也是一条窥探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