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人：关凯、郑少雄、古丽巍等

　　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是一个很大问题，在今天来看，是一个很有穿透力的问题，穿透了几个维度。我今天主要谈谈族群这个概念。

　　族群这个概念是个比较晚近的东西。族群性原生的一面是和历史有关系的，人都是一代代长出来的，但是我认为族群意识是个很晚近的东西，我们可能不能把清代的旗人、民人认同、分类，转化成我们今天的族群意识。今天主流的族群理论还是认为族群意识是个主观性的东西。既然是主观性的东西，就会受到知识的很大影响。那么历史书写就出现了。杜赞奇他们讨论的，是说历史书写的主体是民族国家。从这个脉络下来，每一个族群进行构建的时候，都要重新再造一个以族群为中心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对照的是努尔哈赤、成吉思汗是不是中华民族英雄的问题。中华民族也包括蒙古族在里面嘛。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都很棘手，不好处理。围绕这些问题有很多对立的观点，我们只能先放一放，先回到杜赞奇的那个问题——民族国家为什么会成为历史书写的主体？

　　族群有多个认识来源。盖尔纳、霍布斯鲍姆等民族主义建构论者的看法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创造了民族主义。我们回头去找，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我们还可以追问，中国关于民族的认识从哪里来？我认为有几个脉络对中国都有影响。简单地说，一个脉络就是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它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它要落实卢梭的主权在民，帝国是不合法的，君权神授、君权天授已经不再是个合法的依据，人们不信了。启蒙运动发生以后，人们的三观发生变化，社会实践也就变了。法、美先造了一个国家，并用民族主义来凝聚这个国家。之后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把这种思想传播给欧洲大陆，也对欧洲其他地区构成压力，引起其他地区特别是日耳曼地区的反弹。出现了费希特、赫尔德等人，他们在一个本来是封建制的区域里面造了一个民族出来。他们实现先造民族，再造国家。当然这个民族就是nation了。

　　另一个脉络是俄国。列宁比威尔逊差一年提出民族自决权，他又把这套知识和共产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构造了苏联。列宁这套认识是中国理解民族的一个重要来源。列宁的认识是怎样形成的呢？原来俄国所属的鞑靼斯坦，也有一个现代性的运动——扎吉德运动。当时在东欧的情况是，人口已经有流动性，所以在第二国际里面，考茨基、鲍威尔、卢森堡这些人并不支持基于沙皇俄国农业国家对人的分类的考虑，当然也不支持自决权。那个时候自决权也并没确立为国际法的法理。在此期间列宁是个特别关键的人物。我们知道扎吉德运动的起点是喀山，而列宁是喀山人，他姥姥是鞑靼人。我们大胆地猜测，这个因素对列宁后来采取比较激进的对少数群体的政治承认，包括民族自决权、斯大林后来的理论思想和制度实践，可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反思来看，这套知识的创造和创造者本人的人生阅历、价值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列宁主义的这套民族知识实际上主导了二战之后第三世界的民族思想和民族解放运动。

　　第三世界族群建构的困难。第三世界的民族运动起源是拉丁美洲，拉美独立，玻利瓦尔他们领导的革命，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里讲过，在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你去问他们，你的祖先是谁啊，他们会说我的祖先是西班牙人，等独立之后，你再问他，你祖先是谁？他会说我的祖先是印第安人，土著人。安德森就说，他们忘了三百年前，他们的第一个祖先正忙着杀第二个祖先。这个事例说明了共同体的想象成份的确存在。其实所有的共同体都有想象的成份。不少国家现在仍在进行nation-buliding，像哈萨克斯坦、越南、朝鲜，他们的这个工作都离不开历史，但是他们解释历史的时候都要面对很大的困难。比如越南、朝鲜，古代的所有史籍都是汉语，这和他们现在文化建设的方向——去中国化，都是有张力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困境还比较小，因为我们是一个文明体延续下来的。

　　中国今天的民族认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积累。姜萌写的这个时段，进化论进来了，线性史观是非常强烈的，当时还不知道斯宾格勒、汤因比为何物。这个线性史观和中国历史叙述结合起来，“民族”是一个特别关键的环节。从梁启超开始，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刚开始都有某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取向，但是这个国家还要延续，理论上又说不明白，只能说“五族共和”。用一个现代体制，来完成帝国的转型，同时要避免国家内部人群的撕裂。到了蒋介石时期，还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搞国族建构，配合他们的是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等人，如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说法。当时还有另外一批受西方人类学的影响的燕京学派，包括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那时著名的争论就是“顾费之争”，关于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的问题。实际上，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延安的传统。延安在1941年7月成立了马列研究院，范文澜他们已经有了历史叙述新叙事的感觉，但尚不成型。他们重要的一个工作是把列宁关于民族的看法引入中国，“民族问题”这个说法就由此而生。中共掌握政权之后，这些认识开始变得重要。史语所的人大都随着蒋介石去了台湾，中国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就只剩下中共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和燕京学派的看法的结合。19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除了中共的理论人员，还有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林耀华这些人的参与。所以在我看来，我们的民族认识，是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原理与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融合，是很复杂的知识系统。今天我们用当下的族群意识去反观历史的时候，这种族群意识可能完全是个新物，只是当下的观念。现在看这种观念中有很多知识上的张力，包括祭黄帝陵，分民族写历史等，其意义都不是那么简单。而且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按照萨义德的说法，都是政治性知识，常常也因此产生很多分歧、争论，就像现在的“新清史”争论。

　　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是亟待思考的问题。姜萌这本书的重要性是说，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或者说历史解释中的族群意识，或者说基于族群意识的历史书写。这一知识生产，今天确确实实是要反思的，如果不把这个脉络理清楚的话，我们争论的很多问题都可能有“鸡同鸭讲”式的尴尬。因为不在一个维度上讨论，所以讨论也就无法沟通，最后就掉入了政治论争，最后看谁政治正确，把学术问题搞成了意识形态问题。总之，在我看来，这本书是打开了一扇门，通往一个有意义的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