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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抗战文学叙事的三个坐标
2015年10月09日 09:12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落下帷幕之时,对抗战文学的反思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踏上了另一种开始。

关键词:抗战文学;法西斯战争;中国;文学;战争

作者简介:

  ■编者的话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落下帷幕之时,对抗战文学的反思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踏上了另一种开始。

  徐剑以诗意的笔法深入反思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现状及其所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抗战文学叙事应该放在中国文学、东亚文学和人类文学三个坐标中去考察与评价。他援引福克纳的话说,作家“心底古老的真理”应该是文学的上线,也是底线。

  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这样的思考:当下的抗战写作是应该秉持尊重、遵守当时战争真实的历史意见;还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上去审视那场战争,叩问对错、点评失败与胜利;或者按照当时历史意见进行所谓“客观”的陈述;抑或完全按照作家的战争历史观、和平观、人性观,恪守自己对那场战争思考的独立意见?这的确值得深思。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十三)

  抗战文学叙事的三个坐标

  □徐 剑

  难道惟有普世价值和人文情怀,才是评判人类战争文学优劣的惟一标准吗?  

  抗战文学的书写还是要回到战争真实本身,回到历史意见本体,回到福克纳矗起来那个人类文学古老真理的本尊,一切归零,重新开始。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作家,既是遗憾的,却也是幸运的,拉开了历史的时空,也许对那场侵略战争看得更加清楚,更能从一个深邃的哲学视点上、从博大的时空域面上、从更高文化和宗教点位上来叙述和反思这场战争。

  随着寒蝉声竭,中秋月儿圆,中国作家对这场时隔70年的战争文学叙述,或许又要重新归于寂静。然而,对于军旅作家而言,倘若文学的野心犹存,如果一直秉持战争文学才是军事文学的至尊之境,那么,这场兵燹与一个民族的自省,这场抗战与一个国家的记忆,这个东方主战场与一部史诗般战争文学的呼唤与孕育,才刚刚开始。大凡有志于此的中国作家,皆会重整行装出发。

  毋庸置疑,热度未凉的胜利日盛典,文学仅是其中一个小小乐章,却热闹非凡。诗人、小说家和报告文学作家轮番上阵,挥舞如椽之笔,为大阅兵盛典敲奏了一曲文学的序曲。检视70年来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有高原而无高峰已是不争的事实,令人感到喜忧参半。所谓喜者,每个年代的作家都完成了自己的书写使命,留下了对这场战争的个人和民族记忆。所谓忧者,战争已经过去70载春秋,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关于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史诗之作、巅峰之作、传世之作,以向人类发声。我们在文学战场上依旧没有从心理、精神、气势、哲学和文化高度、乃至审美与情感层面慑战敌人,征服对手,感动世界。为此,文学评论家们痛心疾首,慷慨陈辞,开具各种药方。然,万变不离其宗,不是悲伤、悲悯、悲怆之说,便是人性、人道,人伦之理,抑或宽容、宽宥、宽大之怀,最终再落入揶揄、反讽、寓言般黑色幽默的反战窠臼。难道惟有普世价值和人文情怀,才是评判人类战争文学优劣的惟一标准和尺度吗?难道除了反战之外,中国战争文学攀向世界文学高峰之路就再没有出口?

  无论是70年前那场喋血之战,还是后来的文学抗战,以至去年在欧美之地展开外交舆论攻防战,中国军人、作家和外交官们赢得都非常艰难。于是,旧年血泪冲撞于脑际的便有三组主题词:真实、意见、坐标,叩击成三个巨大的战争天问:究竟什么样的文学书写才能最大限度地逼近战争真实、心灵真实、文学真实?在拉开70年的时空之后,中国作家应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意见、时代意见、独立意见?抗战文学到底存不存在中国文学、东亚文学、人类文学的坐标?三种向度、三个坐标,交错、扭结在一起,拷问着没有战争经历的中国作家的良知、心智以及历史观、哲学观、文学观、宗教观和对战争的思考。

  所幸,这次抗战70周年庆典活动,随着两岸走近,兄弟一家亲,比之抗战胜利50周年、60周年,一些曾被屏蔽的正面战场抗战史得以昭示天下,让人洞见到了昨天历史如此庞杂繁复;一些隐姓埋名,被时代风尘淹没的国民党军抗战老兵,受到国家的承认、尊重,重新找回了尊严。特别是日本笔部队当年随军作家的战地写作,亦可窥见一斑,从另一个侧面洞照了过去年代中国人一厢情愿的说辞是多么幼稚可笑。这些日军战史、口述史以及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史等,无疑令我们最大限度地贴近了战争的真实与残酷。虽然那场战争的血痕早已经干涸,但历史的伤口并未愈合,梦魇依然。那些褪色的文字仍可如剑戟一般刺穿我们的心脏,似危峰一样峥嵘,戳破和平天空。之前,中国贤达伟人、先辈长者谆谆教导后代,要将发动侵华战争的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与广大的日本人民分开,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似乎在同一个历史时空中选错了对象,显得过于宽容,过于苍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讽,也给后代带来后患无穷的政治、外交包袱。要知道,战时的大和民族,已将人类心中深埋的兽性和恶行强占了,每个家庭接到侵华应征入伍通知书的瞬间,可谓欣喜若狂,感到是对天皇效忠的神圣时刻降临了。母亲送子、妻子送郎上战场时并无伤感,而是沉醉于一种无尚荣光的骄傲里。而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整体沉沦、堕落,被选中随军侵华的战地作家,简直就是天大的荣耀,他们写于烽火前方寄回国内的文稿,动辄发行几百万册。这些文学书写根本看不到所谓悲伤、悲悯、同情,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是森林法则、弱肉强食,是一种杀人为乐、胜者为王的法西斯文学王道与叫嚣。即使到了战后,这些参战的日本作家无一忏悔,一如侵华老兵归国后的集体缄默一样。因此,且不说日本军人兽行杀戮,只要看看随军和尚片山玄澄在南京城里连杀6名中国俘虏,竟然无半点慈悲之怀,就可以窥见这些日本佛教徒、医学士和小学教师之类,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迅速与军部法西斯分子高度融合一致,一支有文化的军队貌似文明,却这样极容易地自觉毁灭人性和人类,这才是我们逼近战争真实时感到战栗和可怕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发生日本兵用刺刀挑着小孩屁股举向天空,在南京城里两个日本军官挥战刀比赛杀人纪录,杀害赵一曼的凶手在她生前变态般性虐暴行等等,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都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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