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得到《磨刀集》的复制本，在欣喜之余，对一本书、一个人，也颇起沧桑之感。

　　章衣萍，即使在他的家乡，许多人已经无法分清这是一个男人还是女人，一个工匠还是一个厨师，绝大多数人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这是一个曾经确切的存在，一个在北京、在上海、在成都曾经搅得风生水起的人。他所仰赖的，就是一支秃笔，几分才华，一点风流，几许潇洒。温梓川曾经忆起，“一·二八”战役发生后的第二年春天，他从南洋北返度假，到上海去看战迹，住在永安公司的大东旅社，章衣萍晚上去看他。一见面，章衣萍就说：“怎么，还是光棍一条么？怎么没有带了南洋姑娘回来？”温梓川故意逗他说：“你别急，南洋姑娘倒有几个，你来迟了，她们都找朋友去了。”“那么，我们去吃晚饭去吧，南洋姑娘看不到，我的肚子也饿起来了。”在章衣萍提议下，温梓川、彭成慧一行三人，跑到附近的大三元饭店吃晚饭。点菜的时候，衣萍坦然地说他什么也不吃，只要一个清炖鹿根鸽子。那晚，大家喝了几杯高粱，谈了许多话题，尤其衣萍牢骚最多。他说，看情形，上海是不能再住下去了，中日的战事终有一天会爆发起来。他说，你们可以去南洋，去广东，而我，除了西南，恐怕不会有什么出路。他说他最近还走不成，答应给儿童书局写的稿子还没有写完，太太又生了鼓胀病。而太太的病也是他最伤心的事。这一晚，他们一直聊到十一点。临分手，温梓川要求章衣萍给他的纪念册上留字。他拿了彭成慧递给他的派克钢笔，在纪念册上写下了几个鸡蛋那么大的字：“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由于用力过猛，将钢笔的笔尖写成了像两条铁轨似的开了叉，惹得彭成慧失声大叫：“啊，我的新钢笔呀！”看着开了叉的派克钢笔，章衣萍淡然地说：“这就叫做开拓万古心胸。”

　　章衣萍的潇洒不是装出来的。从他的小品、小说、散文、诗歌、书信，无处不可见他的风流与潇洒。这是他的家乡——徽州人很少具备的品格。徽州人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严谨乃至拘谨，是节俭乃至吝啬，是勤劳乃至死做，是寡言少语乃至不苟言笑。而章衣萍似乎生来就是徽州的一个另类。他思想解放，从小就乐于接受新文化、新观念，富有反叛精神，不信神，不信鬼，蔑视威权，对于父母包办的婚姻，能果断地抛弃。他富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气，每月抄书所得的一点工钱，舍得全部为女友花掉。他善于交游，能以一种独特的风度，讨得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林语堂等人的欢喜。他自立、自强，但不肯卖命，不走徽州人习惯走的经商、打工的老路，经济上稍得宽裕，就知道爱惜身体，赴医保健。

　　《磨刀集》是1937年5月的初版，印一千册。未见再版。当我2010年开手编辑《章衣萍集》时，通过检索，知道他有这一册古体诗集，是入川后的新作，也几乎是他后期唯一的创作。但遍寻难见。从龚明德先生的文章中，知道他手边似乎有一册。于是驰函、通电，但终未有结果。今年春，再次向龚先生求援。答曰：手边没有此书，书藏在一个裁缝家里。如果需要，可以出面代为复制，需费若干。我与几位同好谈起“若干”印费，大家均感觉过高，而且过分，让我再用心搜搜。受到如此体己的建议和鼓励，我又继续在书海里搜寻。终于在4月的某一天，在古籍网上得见《磨刀集》的“芳踪”。

　　章衣萍在《磨刀集》序言中说：“集以磨刀名，盖有三义：予来成都后，交游以武人为多。武人带刀，文人拿笔。而予日周旋于武人之间，盖磨刀亦不曾也。其义一。又予所作诗中，有‘悲歌痛哭伤时事，午夜磨刀念旧仇’句。予年来亦颇学佛，顾不能忘情于家国旧仇。然午夜磨刀，亦可怜矣。其义二。予少颇爱学诗。祖父曾戒之曰：‘年轻人学诗，似磨刀背。’盖喻学诗之不易也。其义三。此集多寓居成都之作。予素不善旧诗，来成都之后，学了三四月张船山，又学了三四月陆放翁。是此集之三不像也，又可知矣。所作词更少，均附于后。”

　　序言说得十分清楚，“此集多寓居成都之作”。据温梓川的回忆，章衣萍1936年春应民政厅长王治宇邀请，入川担任省政府咨议。从章衣萍1936年12月出版的《给小萍的二十封信》可知，他是1935年12月11日晚离开上海，只身入川的。从1935年12月到《磨刀集》出版的1937年5月，入川只有一年多。从序言所称“来成都之后，学了三四月张船山，又学了三四月陆放翁”，可见，这些诗作实际创作于七八个月时间里。《磨刀集》的内容，用其自己的话说，“悲歌痛哭伤时事，午夜磨刀念旧仇”，虽偏居暂时安定的西南，对国仇家恨却难以释怀，延续了他自《樱花集》以来一贯的风格。他自谦这些诗作得“三不像”。也许与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旧体诗比起来，存在一定差距，但总体看，少年时学诗的底子是显而易见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将白话入旧体诗，所吟咏的又系现实人生，此情此景，在可读性和感染力上，堪称上乘。且引两首如下：

　　初至成都有感漠漠深寒笼暮烟，晚梅时节奈何天。不妨到处浑如醉，便与寻欢亦偶然。夜永可能吟至晓，愁多何必泪如泉。浦江家去三千里，哪有心情似往年？

　　感愤敢说文章第一流，念年踪迹似浮鸥。悲歌痛哭伤时事，午夜磨刀念旧仇。世乱心情多激愤，国亡辞赋亦千秋。沙场喋血男儿事，漂泊半生愿未酬。章衣萍所作诗词不多，除了后期的旧体诗《磨刀集》及附在集后的词《看花集》，就是二十年代新诗初起时的一册《深誓》和再版更名（内容也略有增加）的《种树集》，外加一册词集《看月楼词草》。但无疑，章衣萍最有价值的创作是小品文，就是读者熟知的《枕上随笔》《窗下随笔》《风中随笔》所合称的“随笔三种”。他的随笔如论者所言，具有魏晋风，打着较深的《世说新语》的烙印，简练、传神，在今天看来，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与随笔有所不同的，是散文创作。照我的文友竹峰所说，章衣萍的散文，不在林语堂、梁实秋之下。那大概是从创作的自由、潇洒、真诚、朴实而言，若以文字的精炼、优美，和见识的广博，衣萍似乎还是要差一点。不过，《怀一个烧饼店的小朋友》《东城旧侣》《鲁彦走了》等几篇文字，放在现代散文精选集中，是毫不逊色的。章衣萍的散文，《古庙集》经重印，流传较广，而《樱花集》《青年集》《秋风集》等几种则不见流传。章衣萍曾因小说《情书一束》《情书二束》轰动一时，而在他身后，似乎又因这些“情书”赢得不少的骂名。但总体而言，他的小说水准不高，这一方面固然因为白话新文学的创作刚刚萌芽，尚无太多可资借鉴的范本，另一方面，大概也与其比较年轻、阅历比较简单，除了情啊爱啊无多少话可说有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小说与诗歌、散文一样，能够说实话，敢于表达真性情，我行我素，风流倜傥，心里怎么想，嘴上便怎么说，笔下便怎么写。这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是具有相当震撼力的。

　　遗憾的是，今天的读者往往被“情书”所误，以为这个章衣萍除了风流多情，一无所长。其实，抛开《磨刀集》这样人生阅历较深之后的“悲歌痛哭”的作品不计，他二十多岁的作品，就充分展示了正直、向上，抨击社会丑恶，追求公正平等同情弱小的正能量。他本人从一个深山锁闭的山乡，不屈不挠地由徽州而南京，又由南京而北京，由北京而上海，以中学毕业的学力，在北大旁听，至于毕业，最后竟能担任暨南大学教授，这样的经历，可谓“励志”的典范。

　　然而，章衣萍将被冷落，而且被误读很深，讹传也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