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根本就是中国的智慧之学

　　1．目前的国学成为了显学，亦即热门的学科。比起一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专门化的命运，国学似乎特别幸运。不仅大学和其他学校注重了国学的研究和教学，而且社会也热心推崇和推广它。国学的建设和发展甚至被提高到国家的文化战略。这也许在于它能够强化国家的软实力。

　　尽管如此，但国学还必须接受思想的检验。人们一般认为，至少国学的语意过于模糊。这已经引起了很多争论。如果国学成为“汉学”或者“中国学”的话，那么它就会无所不包了。它研究中国千年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切事情，从天文到地理，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但这使国学变成了一种关于中国的广义的历史学的研究。对于海外的汉学研究者而言，中国的历史也许还具有异国情调。但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的历史实在是过于笼统和庞杂。这与现代学术发展的专门化走向背道而驰。鉴于这种情形，人们甚至认为国学作为一种学科的建设缺少其合法性。

　　对此姑且不论。我们试图将国学模糊的语义变得更加明晰。仅就国学语词自身的意义而言，它指一个国家之学。在此，它不是指关于世界上一切民族国家的学问，而只是指关于中国的学问，以区分于外国的学问，特别是西方的学问。但国学显然不是指中国现当代新建的学问，而是指中国传统已有的学问。它非新学，而乃旧学。不过，国学并非指一切中国古代之学，它不包括传统的自然科学，而主要指传统的人文科学，也就是广义的文史哲。因此，国学的主体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学和哲学。按传统的分类，它就是经史子集等。

　　但为什么人们不谈论中国文学、史学和哲学，而只是谈论国学？国学并非如人们想像的只是一个随意的命名，而是包括了深意。这意在彰显中国传统文史哲所构成的整体所具有的中国思想的特性。作为一门学科的命名，国学不仅只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学问除了具备一般人类知识的普遍性之外，还具有西学无法包容的独特性，而且也是因为“中国意识的觉醒”。

　　所谓的中国意识是指关于中国自身本性的意识，也就是自身与他者的差异性和自身的同一性。但千年以来中国就没有对于自身的意识吗？当然有。中国这一古老语词的命名就包括了对于自身的意识。中国是中央之国或中心之国。这不仅仅是在地理意义上的，即不是天下的周边，而是天下的中心和四海的中央，而且也是在文化意义上的，即不同于野蛮的尚未开化的民族的文明。与周边的野蛮之国相比，中国是文明之国。因此，中国就是中华。儒家的礼乐文明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干，同时道家的自然超逸的思想使之更加丰富。当然，中国文化也遇到了印度的佛教文化进入的冲击。历史上虽然有倡佛和反佛之争，但是佛教的引入并没有导致中国文化的危机，相反，它使中国文化变得更加博大和精深。对于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来说，儒道佛就是中国精神结构最主要的三个部分。于是，中国文化具体化为儒道佛的文化。如果说千年的中国中心意识是关于中国文化中心的意识的话，那么它也就是关于儒道佛文化中心的意识。

　　中国中心意识的危机的出现只在近代才开始真正地发生。这是一个特别的时代。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只是成为了世界整体的一个部分，而且是边缘。在此，中国传统的思想已经面临全面的危机。人们试图走出传统，而寻找新的出路。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中国思想和一个特别的他者也就是西方思想相遇。与西方的强大相比，中国处于相对的劣势。我们一方面打量它们的新异和别样，另一方面思考自身的独特性。虽然保守主义者主张固守传统，但自由主义者则提倡全面西化。与保守主义相较而言，自由主义占据了优势。在自由主义看来，中国文化是不自由的，并因此是无生命力的，甚至是扼杀生命的。于是，向西方学习成为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主导势力。中国向西方的学习的步骤是不断深入的。首先是其技术，然后是其制度，最后是其文化和精神。必须承认，在这样一个西化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文化在不断地被淡化和遗忘，而西方文化却逐渐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思想和语言之中。在这样的意义上，近代以来所产生的中国意识是中国危机的意识。一方面是亡国亡种，另一方面则是救亡和振兴。

　　这种中国危机的意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以另外的理由被强化。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场政治、经济的运动，但也是思想和文化的运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传统文化的命。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批判。传统文化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它是封建的、反动的和落后的。不过，对于传统文化批判的武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是自由主义的思想，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主义和封建主义不过是一丘之貉而已。因此，对于传统封建文化的批判，不是走向自由主义，而是走向马克思主义。它在形态上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型文化。文化大革命如同改天换地一般，它破坏了一个旧世界，而创造了一个新世界。经过文化革命而形成的革命文化力图清理自己身上任何传统文化的痕迹，而只是帖上革命的标签。

　　文化大革命的梦幻破裂之后，关于中国文化的危机意识更强化了。在新时期，问题的关键不再是无产阶级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之争，而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争。人们甚至将中西文化的差异具体化，如所谓的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等等。但一个现实的差异就是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乃至后现代社会的差异。西方早已经进入到现代社会，乃至后现代社会，而中国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阶段。在这种种比较中，人们更多发现了西方的强势和中国的弱势。这导致中国人形成了一个现代性焦虑的情结。

　　显然，中国既不能固守自身的传统，也不能模拟西方的道路。复古主义的旧梦的终止和自由主义新梦的破灭是新时期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收获。中国人必须走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它一方面保持了中国自身的同一性，而没有完全西化，另一方面又是现代的创新，而不是传统的延续。但所谓中国式的道路并非从虚无开始，而是从已有的出发。这就意味着，我们既要借鉴西方的经验，也要发扬自身的传统，使它们共同成为当代中国式道路发展的精神资源。这就形成了中国的文化复兴的动因。毫无疑问，“中国意识的觉醒”可以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人类事件之一。它不仅会改变中国自身的历史，而且也会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

　　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中国意识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它主要的不再是中国危机的意识，而是中国复兴的意识。当代中国要恢复汉唐雄风，重振华夏气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精神氛围中，国学热、中国文化热的发生就是一种极其自然的事情了。此时，对于国学的声音主要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人们期待它不仅为中国，而且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思想启示。

　　如果在中国意识的觉醒的关联中来考察的话，那么所谓的国学绝对不能理解作一种包罗万象的中国学，而是要把握为对于中国精神的研究。这是因为中国意识的觉醒就是中国灵魂的觉醒、中国精神的觉醒。尽管人们对于国学有许多解释，它可以包括各种范围和层面的研究，如中国文学、史学和哲学，又如道与术等，但其根本核心是中国之作为中国的精神。依此之故，国学必须理解为国魂之学。

　　然而，中国的灵魂是什么？中国的灵魂是规定者，它指引了中国人的存在、思想和言说，影响了中国千年历史的命运。这个规定者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而就是中国的智慧，亦即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智慧。在这样的意义上，国学的根本就是中国的智慧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