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文学研究、文艺批评更多关注文本的肌理分析，更加强调一种内在视角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可以把文本分析做得非常精致漂亮，但是却缺乏一种现实针对性，尤其是缺乏一种将学术问题与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以及政治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思路。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中，我们应该如何定位文艺批评？是将其圈定在一个学科或者学术话语之中，还是应当拓展其研究思路？一个可能的路径是，我们可以尝试摆脱学科内在视角的束缚，从现代性反思批判的外在视角出发，探寻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文艺批评话语——将文艺批评视为一种现代社会的“认同话语”。

　　具体而言，这种批评范式将突破文艺批评的内在视野，重新将其与社会话语、历史话语、政治话语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政治性、历史性、社会性的角度来重新看待文艺批评。换言之，文艺批评的功能并不局限于文学文本本身，而是有着更为深厚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认同之内涵。它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学术话语，而更是一种建构话语、认同话语。当代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激烈的社会历史转型，使得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层面都需要价值观的重建、文化认同的重新树立。文艺批评所固有的文化建构功能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必须重新得以倡扬。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创作，不仅需要承担自身的学科功能，同时也需要承担更为广阔的社会功能、历史功能，进而从价值观的角度不断凝聚社会共识、增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所谓“认同话语”，指的是个人或者民族对于他们的个体存在，及其作为共同体存在的本质理解。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套现代性话语。也就是到了现代之后——当人类脱离了原始部落、封建宗族，尤其是在西方，脱离了上帝的怀抱，进入现代性荒原之后——人们变成了没有关联的个体，开始重新寻找归属和认同。如此，认同才成了问题。近年来，随着民族国家界限的不断突破，后民族国际政治格局的不断出现，认同问题，或者说承认政治的问题逐渐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话题。其理论源头是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思想，后来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尤其是在霍耐特那里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承认理论。霍耐特的重要作品《为承认而斗争》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如何才能结成共同体，而在共同体中人们之间又如何才能实现彼此的承认与认同。毫无疑问，现代社会的认同，需要借靠一些东西，但绝不是僵硬的政治或者流动的资本，而是文化，是内在的价值归属与价值纽带。因此，文学艺术，或者说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所产生的凝聚作用、认同作用、承认作用在当下才变得如此重要。

　　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通过对德国人文学科学术话语的深入思考，为我们重新认识文艺的认同作用及其建构意义提供了启发。《后民族结构》是哈贝马斯探讨现代性视野中的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一本论文集。其中收录了一篇题为《何谓民族》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哈贝马斯详细考察了1846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一次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大会。他之所以对这次会议如此感兴趣，是因为他想以此作为契机，深入探讨德国人文学科的学术价值与政治自我理解。按照哈贝马斯的设想，这个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大会的召开，应当完成双重历史使命。第一重使命是学术意义上的，也就是通过专业语言文学家的研究与探索，逐步完成德国人文学术研究的专业化与制度化；第二重使命是政治意义上的，也就是通过这一批社会学术精英的聚集和讨论，为结束德国四分五裂的状态，促进德国的统一与富强，提供一套思想文化方案。这双重使命的达成势必能够为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奠定坚实的学术与思想根基。不过，十分遗憾的是，日耳曼语言文学家的此次大会并没有完成这双重使命。具体而言，它并未实现哈贝马斯念兹在兹的学术研究的政治使命——以文化融合促进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让德国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民族踏上欧洲与世界的舞台。那么，这次会议的内在政治诉求为何无法得以实现呢？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由于与会的专家学者并没有能够在专业的学术研究、学科制度建设之外，真正看到文化所具备的政治及历史功用。为此，哈贝马斯提出：“语言、诗歌、法律和历史当中的人性内容非常重要。但人文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并非只在于揭示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而更在于承担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历史性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