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所藏四种汉简研究著作手稿，名之曰《汉简研究文献四种》，其中陶元甘著《居延汉简笺证》为首次公诸世人。关于作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影印说明》中写道：“陶元甘先生是一位研究古代历史和四川地方史的著名专家，早在1942年就担任了四川通志馆采访组组长，主持编写了《四川方志简编》，但他在简牍学上的研究成果则不为人所知。”

　　《居延汉简笺证》刊布之后，逐渐为相关领域的学者瞩目。辛德勇先生曾数次征引，并且评价《居延汉简笺证》：“在目前敝人所见汉简研究专著中，感觉味道最好，总体水平最佳。作者虽然只是屈居于四川通志馆的一位‘地方性’学者，局面和眼界却相当开阔。”

　　读其书，难免好奇作者其人。因而，借助网络，搜索相关资料，尝试追寻《居延汉简笺证》背后的陶元甘。

　　一、家世

　　陶元甘（1914—1986），四川省安岳县人。陶姓是安岳当地大姓，陶家世居安岳县城南乡郭家沟务农。陶元甘曾祖陶绍绪，字赞臣，道光三十年考中二甲第五十名进士，历任山东高密等县知县，后升任临清州知州、署济南府知府。陶家由此转入士林。祖父陶先益，字云门，民国初年曾任安徽凤阳县长。姑祖母陶先畹，字香九，嫁入潼南双江杨家，是清末民初著名女诗人，出版有诗集《绣余草》。其父陶幼云是当地哥老会的一位大哥，民国时期安岳县要人，曾任救济院副院长、参议会议长等职。胞兄陶元珍（1908—1980）,1927年考入成都大学预科甲部，并加入中国青年党。1930年考入武汉大学史学系。1934年夏，从武汉大学毕业。其毕业论文《三国食货志》发表在《燕京学报》，深受胡适、傅斯年赏识，1935年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夏，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离开北京大学，历任中山大学、遵义浙江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等大学史学系教授。1946年冬，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夏，赴台湾大学。

　　二、教育经历

　　陶元甘曾入读安岳县立初级中学，当时国文程度列于全班前一二名，并且已经阅读不少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1930年春，考入成都联合县立中学高中文科第三班，文史学科的任课老师皆是当时蜀地名流。不过，陶元甘当时的志向乃是学习西洋史。

　　因为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是成都青年党的重要据点，加之其胞兄陶元珍久已是青年党成员，所以陶元甘入校之后，即加入青年党的外围团体石室求是学会。1931年加入青年党的基层组织成都惕社，1932年又升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

　　1933年夏，陶元甘到南京投考大学。最终，考入中央大学史学系。1937年8月底，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迟至1939年5月尚未毕业，因此得以出席5月11日的中央大学历史学会成立大会。

　　三、40年代的踪迹

　　1940年3月，顾颉刚在成都领衔发起《史学季刊》，陶元珍、陶元甘兄弟皆在发起的七十四人之列。

　　同年9月，陶元甘受聘加入顾颉刚执掌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担任《责善半月刊》编辑员，11月又被聘为兼任研究员，至1941年1月13日主动辞职。

　　1940年7月至1941年4月，陶元甘相继在《责善半月刊》《史学述林》《文史教学》上发表数篇秦汉史论文和札记。从上述论文及札记，不难见到陶元甘彼时的研究兴趣在秦汉史，尤其是对西汉史事颇为熟稔。

　　1942年9月初，四川省成立通志馆。陶元甘因得力主成立通志馆的李璜和张澜二人推荐，出任采访组组长。通志馆在1944年编成《四川方志简编》。陶元甘负责其中的“总论”部分，概述全省情况，侧重于研究，曾将四川历代人口和正史中有传的川人作出统计。此外，陶元甘还负责校阅“分论”的内容。1948年夏初，陶元甘辞去采访组组长职务。

　　1946年至1947年间，陶元甘在《青年世界》半月刊发表多篇时政评论。1947年12月，陶元甘以青年党党员身份增补为四川省参议员，直至成都解放前夕。1948年4月至1949年秋，出任青年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主笔。

　　四、几近空白的三十年

　　1949年之后到1980年之间的三十年，能检索得到的有关陶元甘的资料几近空白。不过，解放后，中国青年党被宣布为反动党派，予以取缔。四川成都的许多青年党人在1950年初就进入成都南教场的政训班，接受学习审查。不少人随后以“反动党团骨干”判刑入狱。虽然陶元甘的具体情况如何，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资料，不得而知，但是以其曾任省参议员及《新中国日报》主笔的经历，应该不能逃脱类似的遭遇，以及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

　　五、《居延汉简笺证》撰作年代简考

　　陶元甘撰写《居延汉简笺证》的年代，《汉简研究文献四种》的《影印说明》有“1944年，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考释之部》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后，陶先生得地势之利，先睹为快。在读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考释之部》时，‘时有所获’，于是就撰写了《居延汉简笺证》一书”，似乎认为写于1944年之后数年。然而，胡永鹏注意到《居延汉简笺证》在508.17简之下的按语中有“《考古通讯》一九五七年第2期刊载闻言撰：《关于王莽货泉及货布的铸作年代》”（见《汉简研究文献四种》下册第441页），故而推断《汉简研究笺证》“誊写应在1957年之后。”（见胡永鹏博士论文《西北边塞汉简编年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第49页注1）除此之外，《汉简研究笺证》书中还有多处引用50年代初的新发现和新研究。第359页提到“近年发现之望都汉墓壁画题字有：门下小吏、门下贼曹、门下游徼、门下吏等名目”。所谓“望都汉墓壁画题字”，当是望都一号汉墓的壁画题字。望都一号汉墓于1954年1月由河北省文化局清理，目前所见最早公布相关资料的文章是《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十二期姚鉴《河北望都县汉墓的墓室结构和壁画》。第399页有“据近人考订，两汉时乡之下即为里，非如旧说所谓积里为亭，积亭为乡。”此处所指当是王毓铨发表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的《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的相关考订。第516页还提及罗福颐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的《祖国最古之医方》一文。凡此种种，皆可表明《居延汉简笺证》的撰作应当延续到50年代中期，定稿则在1957年之后。

　　此外，《居延汉简笺证》中还有几处提及另有论文和著述。第314页有《居延汉简的年代分布统计》；第324有《王莽年号考》，此处是以小字补在按语末尾行间，或是在《居延汉简笺证》完稿之后才补入；第423页有《论汉朝人的身材》；第447页有《王莽官制爵号考》；第455页有《从汉简中所见到的大小石》。以上所及诸文，在《居延汉简笺证》定稿时当已写就。其中《王莽官制爵号考》现有抄本一卷藏在国家图书馆，或与《居延汉简笺证》同时入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