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村史诗》

阿来

　　浙江文艺出版社

　　藏族作家阿来以一部《尘埃落定》于1998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其沉着粗粝的藏地描写在文坛独树一帜。时隔七年后，又推出长篇藏族史诗小说《空山》。今年初，《空山》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再版，更名《机村史诗》，并重新编辑为六部曲，由《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六部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小长篇及六则关于新事物的故事、六则人物的故事组成，全书逾90万字，用向心非线性的“花瓣式结构”编织出关于一座藏族村庄的当代编年史。

　　《空山》出版十多年后，为何要更名为《机村史诗》，并用六部曲的形式来重新呈现？在这一新版后记中，阿来写到，“空山”的名字让人容易想到王维的诗，但他并非有如此从容闲适的出世之想，到如今，他更想看到一个藏族村庄之“艰难过程的意义”，村庄才是小说的主角。“机村”正是他给这座村庄起的名字，“机”是一个藏语方言词的对音，意为“种子”或“根”。阿来说，乡村就是他的根，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土地和粮食在这里。

　　阿来的创作受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文化寻根为旨归的“寻根文学”的影响，其充满地域色彩的藏地书写呈现出令主流世界颇感疏离的陌生化面貌。但阿来在序中表明，今日乡村世界面临的变迁是全国性以至世界性的，他无意用这部小说来作为旧乡村、旧文化的一曲挽歌，或提供一幅“文化风情画”，给予汉文化一个只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多样化异族文化样本。“但凡涉笔到汉族之外的族群，在大多数读者、批评者那里，都不会被当成是真正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书写。只有把这些非汉族的人民也当成真正的中国人，只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比起“文化”，阿来所更为看重、身怀同情的是人，是那些他所熟悉的亲人、同胞，他们在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这或许也是他在多年后重新看到的“艰难过程的意义”。

　　自然环境的恶化，也是阿来在亲见村庄变迁中目睹的普遍现实之一种。在《机村史诗》中，大量的篇幅都涉及森林的消失。阿来提到，他在离开故乡的村子多年后，都因为不忍心看到森林的消失而不愿回去。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从政府到民间对此都有了足够的警醒，也让这一状况有所改善。因此，他在小说里创造了一个毁败过森林、又开始维护森林的人物。阿来说，这是他真实的发现，而非为小说添上一个“光明的尾巴”。现在他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顾着山林。在阿来看来，这是乡村的一种自我救赎和觉醒。

　　《机村史诗》是一部长河小说，乡村在经济潮流的激荡中不断破碎、重组，顺应或对抗新形势的人不断登场又不断淘汰。阿来意识到，如果要以变化的村庄为主角，就得随时去踪迹那些因时因势成为中心，或者预示着乡村变迁方向的新的人物,如果这样，小说将不会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因此，他最终在《机村史诗》中搭建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花瓣式”故事框架，整个六部曲不再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而是各自独立成篇，但在地域、人物、情节上互有映照和衔连。若将六部曲连起来动态地观察，就会发现每个人物在故事中所处的位置会不断发生变化，就好像自行播放的一部历史电影胶片，通过为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物画像，搭建了一幅藏族乡村人物的时代群像，也突显了作为主角的村庄本身。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对于“史诗”有一个定义：“英勇地整夜搏斗，拖住死亡天使，以求赢取更长的生命赐福。”阿来认为，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