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在韩国访问，刚刚送走顺便来访的家人，就在23日接到罗闻达（Bj觟rnL觟wendahl，1941.9.2-2013.8.24）先生从泰国来电，告知来韩一切行程均已安排妥当，约定27日在首尔见面。正在我憧憬再次会面之时，不料次日即接到其女的来信，告知他突然去世的消息。他爽朗的笑声犹在耳边回响，然而一夜之间竟与他天人永隔。在奎章阁，我发现自己已无法静下心来认真读书，与罗闻达先生因书结缘之后的一些小事时时浮上心头。

　　我与罗闻达先生在2005年11月相识。记得当时因参观嘉德拍卖会预展，去和老朋友艾思仁、冯德保见面。他们相邀中午一起聚餐，那日却是素昧平生的罗先生做东，并由此认识其夫人和子女。初次见面，不仅他慈眉善目、彬彬有礼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听高大硕壮的罗先生不无幽默地介绍其瑞典名字Bj觟rn本意是“熊”，一桌人忍俊不禁。

　　那日在饭桌上其实令我最为兴奋的是见到他个人收藏的西文中国书目的手稿。即便惊鸿一瞥，已觉收藏之富，惊喜无限。当时我心里感叹：在近20年的时间内便能收罗规模如此齐全的藏书，如果没有渊博的学识，对西方版本学、书籍史和中西关系史的深入了解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是绝无可能的。两人谈话十分投机，他还兴奋地提到新购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的天文学著作，此书在西方也已十分稀见，喜欢满世界看书的我也只在巴黎天文台见过，不禁大加赞叹。虽是首次见面，谈话开心之余，他竟然约我为他的目录写一导言，尽管令我受宠若惊，但是席间多场面之语，我并未十分当真。但事实证明我错了，罗先生一向是言出必行之人。

　　时隔半年的2006年5月，我们再次在北京见面，他很认真地重提写序之事：邀我趁8月赴德国开会之便顺访瑞典，到他家看书，以便下笔。这次斯德哥尔摩之行着实让我大饱眼福：除了看书之外，我还访问了乌普萨拉，一则因为那里有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故居，二是大学保存了一些17、18世纪流传到那里的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包括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冯德保先生亲自驾车，三人同行，还一起参观了大学古老的解剖学剧场。一起在林奈故居合影的珍贵照片，已成为不可再得的纪念。

　　罗先生认真、心细，对事情从来一丝不苟。自第一次会面直至书目出版，他每到北京，总是将目录的修改稿给我，让我提意见，并请我帮助做了外国人汉名索引。2008年，《从西文印本书籍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汉学发展》正式出版，皇皇两大巨册，包罗了从1477年至1877年之间的一千余种西人有关中国的著作。在此序中，我给他取了汉名“罗闻达”，寓意有二：一是此名和他的姓的发音十分相近；二是和他的秉性十分贴合，博学多闻，开朗达观，豁达大度。

　　罗先生的书目出版后，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多家图书馆想购买此藏书。2008年，当徐文堪先生得知之后，特意来电，要我将目录寄给他一阅，他随后马上写了报告，商请上海社会科学院购买，后来报告转到上海图书馆，中间经过许多曲折，最后在吴建中馆长的大力支持下，又由我从中协调，罗先生和上海图书馆达成了购买的协议，藏书在2010年落户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罗先生为此感到十分快慰。

　　罗先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他在编完目录之后，仍常常往返于伦敦、香港的书展，每有所获，都十分兴奋地电话告诉我。2012年，他出版了补编，与前编相同，补编主要收录了19世纪70年代之前约400年间出版的欧洲有关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著作，内容涉及宗教、历史、风俗、科技、地理等多方面内容。补编收录的范围，和前编可互为补充。包括280余种（编号1552-1838）印本书籍，其中有三部摇篮本，最珍贵的是普林尼的《自然史》（1473）。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仍占多数，如利玛窦著作的法文本，卫匡国《鞑靼战纪》的拉丁文本、法文本、英文本，安文思《中国新史》（1688）英文版，以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来华的“国王数学家”的著作，包括塔夏的《暹罗行纪》（1686）、白晋的插图本《中国现状》（1697）、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志》英文本（1697），还有卫方济的《中国经典》（1711），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魁奈有关中国的论著，《赵氏孤儿》的英文本（1759）等。此外，19世纪法国、德国、英国早期汉学家（如阿伯儿、儒莲、理雅各、艾约瑟等）的著作，马克思有关中国论述的报刊文章，以及欧洲18、19世纪学术刊物上有关中国的论述，都有收录。除了印本之外，还包括五部重要手稿，如康熙年间随教廷特使多罗来华访问的IllarioneSala的手稿，对研究中国礼仪之争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十分珍贵。记述1805-1806年俄国使节来华访问的Rochusvan Suchtelen的法文手稿，对研究嘉庆年间清廷和俄国的外交关系，有重要学术价值。此外，收藏中还包括一些稀见的铜版画，如康熙时代宫廷画家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中的八幅铜版画，这些画均保存在欧洲和台湾，大陆至今没有收藏；还有17世纪末法国印刷的有关中国的人物铜版画（如孔子、老子、利玛窦、徐光启、顺治、康熙、汤若望、南京教徒沈福宗等），是欧洲人最早认识中国的图像资料，即使在欧洲也十分稀见。收藏中还有一幅1755年到达欧洲（葡萄牙、英国）的广东人林奇官的像，以及1793年到达伦敦的香山人林亚九的像，都十分珍贵。

　　罗先生对西方书籍的版本十分专精，了然于心。2011年9月6日，我们一起在上海见面，共同参观了徐家汇藏书楼，再次和这批书见面时，他显得十分的兴奋。他还给我专门讲解了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数学概要》一书的纸张问题，指出书名页的用纸和别的纸的帘纹不同，说明书名页是后来的书商为了推销库存的书而加以重新印刷，改印了新的年份。这纠正了我以前的错误观念，即认为安多的书自从1685年首次出版后，到1729年还再次出版，说明其影响持久。这一经历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西方书籍版本的复杂性。他不仅是一位藏书家，也是一位学者。他总是虚怀若谷，好学不倦。他写了一些文章，谈论早期汉学在欧洲的转变。他觉得欧洲人对中国有一个十分复杂的认识过程，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有完整的认识。但他十分害羞，总觉得文章还有完善的余地。虽然我力劝他发表，但他始终没有应允。

　　罗先生对待目录编纂工作的态度也值得钦佩。一有疑问，会马上查阅书刊和工具书，或多方写信求教。对书中出现的任何一丝信息，他都要仔细考证，在目录中加以注明。2011年6月，当我在瑞典他的家中看到一本法文本研究西安景教碑的著作上面有“李少白”签名，我马上意识到这位中国人可能就是19世纪中叶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授汉语的中国老师，当即面告罗先生，在我的提示下，他马上求购了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校史一书，并把这个信息加进目录补编中。他精于考订，对书籍中出现的版本信息，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因此，他的解题目录完全可作为重要的学术工具书。

　　罗先生一直觉得，好的书应有好的藏处；而他编纂目录所需的参考书，也应该和藏书收藏在一起，这样才能方便学者利用。故而在这些书出售之后，他就拟好了遗嘱，请我修改中文版，在他过世后将参考书悉数捐赠给上海图书馆。

　　尽管我们每次见面，谈论的话题都离不开书，但是见面次数多了之后，罗先生也时常聊一些学界的掌故和他个人的轶事。他出身于一个艺术家家庭，其父颇具歌剧歌手的天分，但后来成为摄影师。大学时，罗先生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哲学和音乐，本来着意专研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后来因与导师们争执而放弃论文，但对哲学的兴趣使他转向目录学的研究。他开起了书店，并出版目录，在当时还颇有名气。他对科学、哲学和美学的历史均有造诣，对自然史也有特殊的品味，对瑞典人在这方面的贡献多有了解。20世纪80年代，他就对早期的游记和林奈经由东印度公司船只派到中国的博物学家的著作感兴趣，但使他真正转向对中国的兴趣，是美国历史学家孟德卫教授《神奇的土地》（1985）一书，此后他致力于西方学者有关中国书籍的收藏，奠定了他在藏书方面的最大成就。

　　罗先生也是会生活之人，常驻泰国，并时时出游，往返伦敦、香港和北京、上海之间。安排旅程也是极其干净利落，效率极高。每到北京，他常会和我联系，请我到一家云南餐馆吃饭，他十分嗜辣，席间常常念叨着想去云南一游。今年3月初，我正好也要到云南考察，于是邀他一起游大理、丽江，还到虎跳峡、玉龙雪山，他玩得十分开心。他喜欢喝酒，每逢吃饭，都要点上好的葡萄酒；有时饭后，他还即兴跳舞，有孩子般的天真，完全忘却了自己已是70余岁的老人。我从来没有听他谈过身体的任何不适，只是个子高，关节有些不好，走路多了，需要休息。然而没想到这么健康快活的人却走得这么突然。

　　罗先生在补编的序中曾这样写道：“我很幸运有这样一份职业，从事它的本身就是一种奖赏。很少有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永生，但我们都憧憬着某种永不完结的生命：我希望能够出版内容更广的第二个补编，也许在我八十岁甚至九十岁的时候。如果不幸我不能完成，那么我希望能够有人愿意继续这项探险。”

　　我也衷心希望能有人继续罗先生的事业，广结书缘。更希望他的遗愿得以实现，罗氏藏书补编也能落户上海，和前编合为一体，成为全璧。而对于我来说，失去这样一位书中挚友固然是件憾事，但每当我想到去上海图书馆的时候，可以再次触摸罗氏藏书，翻阅罗先生生前用过的参考书，就如同与老朋友再会一次一般。尽管我是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但是我相信在那一刻，罗先生一定会在那里开心地爽朗大笑。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