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忆季羡林先生过“米寿”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是诸葛亮在《论交》里的名句，为我父亲所钟爱，一直书写不怠。1999年秋天，在我赴京为季羡林先生庆贺“米寿”前，我请父亲为我将这句话题写成一幅贺帖。当我呈上这张宣纸贺帖时，我父亲那番“普通人”不愿意与名人们混迹一堂的言辞，和这幅字，都打动了季先生的深心，所以他一直珍藏着。

　　季先生在临终前，交代要将这幅字送回我的手中，这正是他经历一番世态炎凉后对自己人格的表白。“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原本就是他的人生理念。

　　“你们说的那个人不是我”

　　“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1999年秋，我在昆明，忽接到季羡林先生的秘书李玉洁的电话。

　　她说：“今年是先生米寿，‘得米望茶’。今年也是季老的全集出版之年。出版社要给先生做寿。你是他最牵挂的人，必须要赶到。”

　　李玉洁是最贴近先生的人，她时常能解出先生的意思。

　　“米寿”的意思，取拆字之意，即“八十八”岁，高寿。得米望茶，下面“茶寿”，也是拆一个“茶”字的划数，“一百零八”岁也。这两个字，除了好拆，更有好意。米和茶，都是中国人的食与饮，是厚道敦实的天赐之物。

　　此时我已经被云南省“人才引进”了。正好，我有大事，要到北大求助。

　　我就请父亲为我题写一幅贺帖。父亲一向戏谑曰：“秀才人情一张纸。”到临走的前一天，我到父母家来取字，见茶几上放着一张写好的毛边宣纸。

　　父亲让我坐下，郑重说道：“你要我写的字，我写好了，但没有裱。因为我想过了，季先生的寿辰，一定是名家高人满堂。我的字，不合适拿去挂在那里。当然，你与他又是另一层关系了。你自己去考虑吧。”

　　没料到父亲又犯了“迂”脾气。

　　我只得怅怅，收起这张毛边纸，放进一只牛皮纸信封，就这样带到京城。拿到季先生家里，当面呈上，并将如此草率的原因告知。

　　先生听我转述父亲的原话后，沉默了一会，点头道：“不易。”

　　接过宣纸，他打开来看，“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羡林先生寿比青松 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学生张曼菱贺托父代书”。

　　继而他用手抚摸着，喃喃道：“我自己裱。”

　　那次我见季先生有重要的事情请教，就是：我能不能做抢救“西南联大”历史资源这件事？

　　当时云南只有一个“一二·一”纪念馆，没有人提起抗战时期曾经赫然存在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我心中早存有此事，决心抢救其历史资源，从采访那些尚存世的老校友做起。

　　在朗润园的书桌前，季羡林凝视我片刻，即说：“你行。你是北大学子，又是云南人，你做很合适。”

　　这话里，表面上是“门户之见”，内中含有博大的阅历与睿智。

　　果不其然，在我此后的漫漫路程中，一直受到来自这两个方面的鼎力支撑。

　　我常想，若我只是写小说，不一定要上北大，还有许多学校可以上。而要做“西南联大”这件事，却是一定要“上过北大”的。

　　因为我要寻访“活人”，获得“口述历史”。而在地球的任何一处，寻访到的西南联大学人，他们都会称我为“学弟”。我们如家人相见，久别重逢。其中我所获的待遇与信任度、成功率和幸福感是一言难尽的。

　　以一个云南人和北大学子的身份，寻觅母校校史的重要部分，这是一个温馨的过程。季羡林对我的认可，点化出这一瓶百年陈酒的香醇。

　　听他这样说的时候，顿感一种来自历史与家园的力量充盈了我的全身。

　　贺寿庆典当日，我赶到北大勺园3号楼上，小会议厅已经人集如云，气氛隆重。

　　没想到，在会议厅的门口有人把守，凭请柬进入。迎面遇到校领导郝斌，我说：“我没请柬。”

　　他说：“这还能拦得住你？”说着自己进去了。

　　我对把门的人说：“我是季羡林特邀的客人，请柬在季先生那里，不信你们跟我去问。”

　　我带着他们直闯主桌，季先生一见我，立刻惊喜地站了起来。

　　郝斌上来，带我去见了两位老领导张学书和王学珍，告知他们，我为“西南联大”一事而来。他们非常高兴。

　　张学书、王学珍是我在校时期的领导，对我的调皮和“闹事”印象颇深。此时他们仿佛看到孩子回家一样，问长问短。他们也都认为我可以胜任这件事。

　　他们说：“你不是已经拍过一部电影了吗？”

　　他们指的是《青春祭》。他们记得学生的光荣与成就。

　　在那个“米寿”的盛宴上，郝斌向我引见了另一位北大副校长沈克琦先生，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副会长。沈先生后来成为我拍摄西南联大纪录片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史料顾问”。

　　要干成一件大事，一定要有许多因缘的汇聚。季先生的“米寿”之宴成全了我这个远来之客，一下子全搞掂了。

　　我安心了，坐下来，听人家发言。

　　操办者是出版社，给先生出完《文集》27本，教后辈人知道“著作等身”的含义。

　　季先生私下曾对我说是“出齐了”，而不说“出全了”。一套文集，他非得自选，不满意的，他自己丢了许多。

　　我一直琢磨他这个“出齐了”，就是他认为有价值的那些成果，都涵盖了。“齐”与“全”，原来不是一回事。后来，我也参照先生的思路，过滤自己的作品。不要“大全”，但“干货”都要在。这种思考直接渗入我的写作。

　　所谓“触类旁通”，先生的学术精神、学术品格，是可以超出门类的。

　　那天参加寿宴的人，有文坛学界的重要人士，有学生与记者。祝寿者热情洋溢。有一位将先生喻为“未名湖畔的一盏明灯”，更有一位女记者激动地说，先生在她心中是“红太阳”。

　　寿堂真是名人风光，记得启功、范曾等都有字画为贺，琳琅满墙。四壁的名人条幅，都在赞先生，说他有着为天下称道的德才。

　　我暗自佩服父亲，的确，不能把我们这样普通人家的字幅拿到这里来悬挂。

　　父亲的迂，得到季先生的理解。而季先生在盛宴上的一番致辞，更“迂”得出格。

　　当司仪报告，“有请寿星老、尊敬的季羡林先生讲话”时，全场掌声雷动。

　　季先生的神态却有些不自然，甚至僵硬，一点儿也融入不了这个喜庆场合。

　　他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我不是那样的，当然，我在争取做成那样的。我只是一个研究东方文化的人，其他各方面常识很浅陋。文笔不如作家，学问也不是很深厚。我只是尽我所能而已。”

　　听寿星说出这番“不凑趣”的话，众人一时无言。无人能令此老自失，宠辱不惊也。

　　这是具有季羡林特色的话，婉转谢绝了别人的盛情，表达出自己应该守的本分，又不得罪别人。骨子里有一股清香，魅力所在也。

　　我坐在窗槛旁，虽不近高台尊荣，却可眺全厅风光。壁上有一幅先生的老友赠画的墨荷，此时鲜活起来。本意不是来听祝词，亦不在乎酒宴；而听到先生这一席迂拙之言，如入芝兰之室，格外清新怡人。

　　这是他最清醒的声音。有人不让他“做自己”，要他做“另外一个人”。他在抗御，可惜这抗御的声音没法传递出去，终于越来越弱。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对自己突然“飞黄腾达”，还很不适应。后来，大概他看势态是“非如此不可”，也就不太作过多的辩解了。

　　以往每次访问先生，末了他都来一句：“你要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坐冷板凳”，其实才是季羡林的本色。

　　由于校园随着社会一直反复动荡着，季先生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利。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后来他的住所一天不断地来人，持续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凳”的时间。他一生中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27卷的《季羡林全集》。

　　在这次贺寿庆典上人们讲的夸张言辞，与先生的本色生活真不是一回事。

　　正在遐想中，有人过来说，先生希望我这个远道来客也说几句。

　　我脑子一片空茫，走到麦克风前，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北大学生，刚从云南来。”就唱了一支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先生喜欢我的家乡，他去过昆明。他曾对我说：“云南大学有位寸树声先生，很有学问，人品很好。”

　　这次“米寿”宴会的主持人郝斌，其貌不惊人，辞不哗众，却在明白人心中有个位置。他属于那种既糊涂又清醒的人。“清醒”在他为人处世有原则有标准；“糊涂”在他似乎不懂奉迎。

　　这样一个人来主持季先生的“米寿”宴会，大家都以为“合适”。

　　在北大，说“合适”，就是“很难得”的意思了。在这年冬天，当郝斌和北大的前辈闻知我的来意后，俱对我说：“你来做‘西南联大’这件事，很合适。”

　　由于郝斌与我的私交，和他在北大的位置，他很自然地成为我这事的“始作俑者”。有了这种种的“合适”作支持，从那个“米寿”开始，我踏上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的艰辛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