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时代任务，并把“中华美学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列。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精神”是一种新的提法，它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审美本质明确地提炼和展现出来，深刻揭示中华美学精神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当今全球对话、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化格局中，继承、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对于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使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都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到底什么是“中华美学精神”？如何提炼、概括其精髓？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美学博大精深，内涵丰厚，对其精神实质的认识则是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侧面去探究，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中华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几千年的文明积淀、沉积下来，可以继承发扬、在新世纪进行“转化性创造”的思想和精神财富很丰厚。笔者以为，要理解“中华美学精神”，必须联系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它把整个宇宙自然和人世社会看成一个生机勃勃、气韵生动、充满生命和情感的世界，一个“大美”与“大善”的世界。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与天地万物齐一，在精神上、心灵上达到高度超越而具有现实精神的境界。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审美特质决定了广义上的“审美”是其本质。也就是说，中华美学精神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必须从其美学精神入手。

　　“中华美学精神”涵盖、包容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与精髓，它至少应该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内涵：中华民族观照世界的世界观或宇宙观；个体超越有限生命或有限时空的局限性从而追求无限与永恒的方式，即个体的形上精神追求；个体生命如何“在世”的生存观；个体如何通过诗、乐、画、书法等把握世界的艺术观；作为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理论总结的境界论。从这个思路入手，笔者认为可从五个方面来具体探讨“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一个世界”观下的情本体论；现世超越的形上追求；自由逍遥的个体生存观；虚实结合的艺术观；艺术—自然—人生—社会一体化的境界论。所谓情本体论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把宇宙—自然—人世看成一个富有情味和情感的世界，由此主张一种积极奋发、以人的主体性的发扬蹈厉去顺应自然“天道”的哲学—美学世界观和人生观。所谓“形上追求”指人希望超越人生的有限性，达于某种“无限”、“不朽”、“永恒”的境界，与这种希望相联系的精神追求。中国美学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美学相异性极大。它不是追求脱离和超越现世的神性境界，而是希望通过审美或艺术活动就在此世获得永恒与不朽，是一种现世的超越美学。所谓自由逍遥的生存观是指中国美学作为一种与个体的生存生活密切相关的精神境界，追求的是自由不羁、洒脱适性的人生境界，而非孜孜矻矻、终日碌碌以求得更多更好的物质享受。在艺术观上，与前几个特征紧密结合，形成了不以具体生动的再现外物形象为目的，而是以气韵生动、飘逸出尘为上的艺术批评体系。最后，境界论是融艺术观、社会观、人生观于一体的一种美学—哲学理论，是对经过数千年积淀的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理论总结。

　　中华美学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哲学、宗教、道德和政治精神的交汇之点。它以“一个世界”观下的情本体为核心，把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及个体生命看成是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系统之中的整体；把世界看成一个充满情义的世界，提倡通过践行道德、建立功业、著书立说来实现现世的超越，而不必求诸与现世隔绝的某一个彼岸之神。这个超越的过程，要求人作为主体“澄怀味象”、“澄怀观道”，澄净清虚其心胸，摒除各种世俗的功利算计，以澄明清净的本真之心面对世界与自我。它提倡自由逍遥、任情适性却又以理性睿智的悟解为底色的个体生存观。它通过迁想妙得、以形写神、妙悟、虚实结合等方式，以有限的线、形、色、墨、语言、音声等艺术符号表达、呈现出超越有限形象、通达于无限之“道”的本体。最后，作为中国美学总结的“境界论”建构了融宇宙自然、社会人事、个体生命以及艺术精神为一体的自由宽广精神境界，成为中国传统美学对中华美学精神的集中的理论表述。在当今世界纷纭缭乱、各种文化、学说多元共生的格局下，中华美学精神这种在现世建构温暖人情、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充满情感与生命的有情宇宙观，这种通过现世的道德、审美和艺术活动实现现世超越的形而上精神，这种既自由逍遥、任情适性又懂得克制坚守、理性对话的个体生存观，以及虚实结合、有无相生、以形写神的艺术观，追求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的境界论，正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珍贵财富，是让我们取得文化身份、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的坚实根基，也是我们建构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