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广东因为地理位置优势，走在了历史的前列。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遵宪、李金发等，这些仁人志士和文化先行者，为广东近现代史添上了光辉的华章。改革开放之后，广东也因为地理位置的天然便利，再次获得了优先改革和发展的机会。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相关体制的改变，广东各方面相继迈出了寻求变化和前进的步伐。文学也不例外，广东文学紧跟时代的思想解放潮流。以陈国凯、孔捷生、郭小东等为代表的“文学粤军”，成为新时期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思潮中的重要力量。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孔捷生的《姻缘》《因为有了她》等，发表后均蜚声文坛。孔捷生的《南方的岸》《大林莽》，讲述知青的生活经历和命运遭际，关注一代知青在历史变化中如何重新认识自身价值，成为新时期中国知青文学的代表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章以武书写广州都市生活的小说以及电影、电视剧吸引了大量关注。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尤其值得书上一笔的是1979年《花城》杂志的创刊。作为全国“四大名旦”之一的纯文学刊物，创刊之初就展现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先行者特征。《花城》创刊号即刊发了一篇带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小说《寒夜的星辰》。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新风格，编辑部对它展开轮番审阅，最终终审者批示，“难道小说就不能这样写么？”评论家申霞艳回顾这一事件时感慨道，“这样大度地对待稿子显示了一种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新气象”。自此《花城》就以先锋著称于世，至今也保持着“先锋阵地”的美誉。

　　20世纪80年代的《花城》，侧重于刊发报告文学作品。报告文学也的确是改革开放之后广东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笔。面对岭南大地迅猛前进的改革开放步伐，要对它展开书写，首先必然是报告文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报告文学作家开始自觉地书写记录这个前沿阵地的大事件，收获了以《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报告文学作品，成为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历史的重要文献，也成就了广东作为报告文学重镇的佳话。21世纪头十年，吕雷、杨黎光、陈启文等人的报告文学更是在全国报告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