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文化类节目在政策和市场的双向驱动下呈现电视荧屏回暖之势。一批在形态上“去机制化”的节目文本，以“传统”入题展开规模化的文化传播，在一系列电视符号的再组织中实现着电视作为文化传播重要手段的现实价值。经由一个阶段的探索，2018年文化类节目的制播形成了更为常态化的建制：研发原创模式、贯穿国民教育、面向中国文化。以文化类节目的再勃兴为着眼点，当前电视传播格局面临的泛娱乐化现象正在被改变。相关数据显示，我国2017年播出的文化类节目数量近60档，2018年已播或待播的节目数量或将突破70档。在不断面临“唱衰电视”观点的今天，重新审视作为“文化”的电视及其功能，则成为一个显著性的命题。

　　重新定义电视的文化功能

　　2018年是中国电视60年。回顾这一媒介的发展历程，能清晰看到不同社会力量对“电视”的形塑，电视与社会的互相建构是其中一以贯之的内在线索。

　　在不同阶段的社会语境中，中国电视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不尽相同。这一视听媒介之于中国社会的底层叙事始终不断产生影响力，呈现作为“国民媒介”的充分潜质。也正是源于这一逻辑起点，今天的电视所面临的转型危机，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社会功能发挥的困境有关。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主流媒介的构建方面，文化传播的不均衡状况是中国电视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

　　2017年7月，原广电总局下发通知指出，应进一步强化电视频道的公益属性和文化属性。在市场方面，国外模式节目引进降温、真人秀热潮遭遇资本泡沫、同质化危机等，都使得电视传播重新思考“文化”转型的议题，复归其作为国民教育的功能属性。

　　事实上，中国电视的发展一直显示着文化教育的传统。无论是早期的科教电视剧、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专题片、90年代的电视课堂，乃至后来的电视讲堂、知识竞答节目……不同社会语境中的电视文本，均呈现出明显的文化观照作用。但面对产业化和全球化发展态势的快速推进，电视传播也在深度卷入市场逻辑的同时，迫使文化教育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让渡于大众娱乐。高度繁荣的电视产业带来“娱乐至死”的社会文化危机。今天，重新定义电视的文化功能显得至关重要。

　　文化类节目的创新探索，便是电视的文化功能再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实践，其间相应的节目形态改造也回应着此类文本不断跃升的影响力。这一方面源于“文化”意识的不断确立，如《国学小名士》等诗词国学节目、《国乐大典》等民乐戏曲节目、《见字如面》等诗书诵读节目，开掘“民族”与“传统”的文化内核，以匹配当下的语态进行电视化改造、通俗化传播；另一方面源于传播面貌重塑形成的积极影响。传播手法反哺文本形态的案例也有不少，《谢谢了，我的家》等家风节目侧重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叙事元素，《经典咏流传》等节目用当代的流行话语再现传统文化，《加油！向未来》等节目着眼于科技进步进行传播……即便今天要重塑的电视的文化功能，已然与过去面对的社会语境不尽相同，但仍旧作为“主流媒介”的中国电视，对“文化”议题的改造却有着值得不断开掘的发展增长点。

　　电视节目的文化传播何以可能

　　较之2017年，2018年的文化类电视节目市场进一步纾解了当前文化传播可能面临的“曲高和寡”状况。尤其在各类文本对文化边界的拓展方面，表现出相当充分的电视创新空间。越来越多的文化类节目在意义生产、情感共振等方面形成积极实践。

　　渐成气候的文化类电视节目，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市场与政策、民间与官方之间存在的文化裂缝。尤其当消费性生产成为当前节目制播的普遍逻辑时，这一类文本成为反思电视发展的关键线索。在媒介环境变迁的大背景下，文化类节目相对独立于市场之外的探索，对电视媒介延展其不断遭到挤压的社会话语空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