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文化是个庞大存在，人民文化、臣民文化、刁民文化、公民文化等特质的相互交错、渗透杂糅，使它成为一个复杂而有趣的文化难题。中国社会正经历深刻的变迁，国民文化的转型与变革才是其底蕴。“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深刻把握中国国民文化的特质、禀性和构成，它是培育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型国民文化的基础性工程，对于扬长避短、道器相济，为国家治理提供文化支撑有重要价值。

　　一、中国国民文化光谱一：“人民文化”

　　中国国民文化体系中，有一种特质或形态是“人民文化”。它是一种新生文化，但与历史传统有较多内在关联，是一种有深厚力的文化。人民文化是一种“群众—集体”文化范式。

　　人民文化在充分肯定“人民”历史主体作用的前提下，虚化了个体主体价值。人民文化范式的最大难题，是“人民”内质的虚空化和人的主体空置化。从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看，人类自古至今，在任何形态的社会中英雄和精英都是不可缺席的，这是个既定的历史事实。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当今全球政治舞台上也都是各路精英们的打理和忙碌，但在人民文化的范式中，精英们的“座椅”被撤下了，个体价值是淡漠的。

　　人民文化的旨归或许在于肯定民众的价值，礼赞人民的伟大作用，但在一个平抑精英、轻漠英雄的文化模式中，民众和平民百姓的价值事实上就更漫不可寻了。这便是人民文化及其范式的悖论：在肯定“人民”价值和历史主体的同时，又虚置了其实际地位和“历史创造”作用。

　　人民文化的延伸形态是“群众文化”(mass culture)。在政治文化范畴中“群众”与“人民”是可以互换的。历史上群众时常表现为一种巨大的盲从力量，“强大”到足以碾碎一切他们以为对立的东西。群众文化是静态、消极和单向度的文化，膺服权威、易受操控，缺乏主体精神。

　　作为国民文化重要构成的人民文化提升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但在对国民性格的形塑上，则贬抑了包括国家责任意识在内的公民主体性。公民文化强调主体性的国家责任意识，人民文化和群众文化则依赖于国家权威的外部输入。人民文化突出整体和集体行动，它在抑止个人英雄主义的同时，客观上弱化了个体价值，主体意识被肢解。这对培育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激发社会活力和强化社会自主管理，降低行政成本乃至从根本上制约腐败都是不利的。今天我们提出“以人为本”，就是更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和尊重。

　　二、中国国民文化光谱二：“臣民文化”

　　中国国民文化体系的另一种特质或形态是“臣民文化”，这是一种历史文化。臣民文化及其治理范式，一直是今天中国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巨大困境之一。相较于公民文化，臣民文化是一种仰息文化，主体精神严重匮乏和阙失。

　　中国国民文化中的臣民文化潜质，兼有阿尔蒙德和维巴分析的三种政治文化形态中的“村民型”和“臣民型”两种特质，又兼有中国历史传统的云气。臣民文化有个突出特点是对权势的热衷。但在公民精神充沛的地方，权势的热度不会很高。行政力越“强”，公民主体性越弱，臣民文化越风行。反过来，臣民文化越普化，公民主体性越弱，行政力必须越“强”。臣民文化浸润中的“公民”不懂得履行公民责任和义务。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它导致国民与公共事务的隔膜。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弘扬时代精神，培育公民文化是至关重要的。这就必须治理臣民文化，使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立在详实的现代精神基础上。

　　三、中国国民文化光谱三：“刁民文化”

　　中国国民文化体系中还有一种特质或形态是“刁民文化”。它是一种既古久、又出新的文化。既得传统积习之滋养，又受当下“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激励。相较于公民文化，刁民文化是一种欺世文化。

　　中国传统民情中，一直有一种刁钻的玩意在灵动。即使是历史上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也闪现着刁民文化的光色。刁民文化的一般特征是滑头、刁钻，规避责任，以占便宜；规避规制，以钻空子。在刁民文化环境中，诚信、信义、守则等是一种稀缺资源。当今中国各大城市中人比比皆是，“栅栏”无处不在，印证了外在强制力的不可或缺。

　　刁民文化的“习常化”甚而成为人浑然不觉的“行为方式”，构成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挑战。社会人都具有“趋利避害”的特性，要营建诚信社会、形塑诚信公民，关键是要建构出一个使当事人讲信用、讲诚信的收益大于不讲信用、缺乏诚信的制度体系，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津之所在。

　　四、中国国民文化光谱四：“公民文化”

　　在中国国民文化体系中有一种特质或者说形态是“公民文化”，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之一，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有深厚力的国民文化特质。人民文化、臣民文化、刁民文化这几种文化特质的杂糅，是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遇到的麻烦。但中国国民文化并不只是这几缕光色，还有古代公民文化的亮异光芒，有许多今天看来仍相当令人感怀的东西。就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脉系来说，它是诸种亚文化之聚合。公民文化也是中国国民文化强健的脉系之一。

　　“公民身份”是现代的，但公民品性、公民品质是历史的，并非今天才有。在分析国民文化时存在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君主文化、臣民文化这些东西，公民文化只是今天才有，由是缺乏对古代公民文化必要的整理和认知，这是一种积弊很深的误区。其实在古代各个地域文化中，都闪耀过公民文化的光芒。现代公民文化事实上发端于人类历史的前端，古代公民文化精神是今天应汲取的重要文化资源。

　　五、中国国民文化的革故鼎新与弘道养正

　　对中国国民文化不同“文化色谱”的厘析辨异，不仅是一种学术探索，更是现实社会治理的需要。“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根基和前提在于对文化特质和禀性的深切把握，通过梳理辨异，扬长避短，才能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体现时代精神和“文化自信”的新型国民文化。

　　(一)成因与积因：正视中国国民文化的历史条件

　　要透析不同国民文化构成的成因—积因而能弘道养正。在社会各领域如何弘扬“人民文化”的有益成分(比如集体行动、集体意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支撑，抑制其平抑精英、虚化人的主体性和个体价值等，是个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臣民文化可在历史文化中找到诸多依据。臣民文化不仅是历史文化熏陶的产物，也是行政文化不断强化的结果。刁民文化则深植于中国民情文化中。中国古代公民文化发端于上古时代，与上古先民们的生存方式有关。生存的压力，对于各种严峻挑战的应战，是形成包括公民品质在内的社会正“鼓励机制”最重要的历史因素。其实当时各个地域文化都如此。深为马克思赞誉的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首领和酋帅作为领袖“必须行为良好才能保持其权力”，“行为如不称职……就足可以有理由把他罢免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逻辑和公共理性。人类早期这种“实绩型”领导行为模式，对后来领导群体形象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解构与重构：注重国民文化变革的时代性

　　对于包括传统国民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一概贬抑或一概赞美，一概否弃或一概承扬，都有失偏颇。应有的科学态度是作审慎甄别、厘清、择优——人民文化需予扬弃，臣民文化需予改造，刁民文化需予摒弃，公民文化需予弘扬。

　　其一，注重现实的形塑力量。林语堂先生曾指出：臣民性格并非是人们的自然属性，而是在特殊环境下我们古老智能的有意识熏陶的结果。“环境制造人”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其二，重视规制的引导力量。国民行为都是一定规制下的选择。“人制造环境”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三)境遇与际遇：把握国民文化建设的历史方位

　　中国国民文化建设和国民精神健康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地带。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现代化转型的底蕴，是实现国民文化的深刻变革，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提供深沉的文化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通过对国民文化特质的厘析和扬弃，才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优质的文化资源，更好地实现“文化自信”。这就要从“人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移，培育国家责任意识；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移，抑制奴性，强健国民主体性，提高有序的政治参与；从“刁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移，回归淳朴，形成德性健全的诚信社会；从古代“公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移，融铸新的时代精神，强化新的国民担当。当然，任何文化层面的变革，都得耗费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不仅考验一个民族的智慧，更考验一个民族的意志和耐心。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系列重点课题“上海特大型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批准号：2016XAG002)的相关成果】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原题《中国国民文化光谱：一个有趣的文化难题——“文化自信”视角下中国国民文化特质分析》, 《学术界》2017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蔡毅强/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