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蔡毅强 通讯员星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刻指出我们国家的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长。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高度现代性的社会，复杂性、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的根本性特征。2020年，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遭受了百年未遇的大疫情，人们前所未有的感受到了不确定性带来的深刻影响。2020年12月12日，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不确定性与未来”名家圆桌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外十多所大学和相关机构的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主持上午的研讨会。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教育长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彭宗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曙光参加会议并分别发言，会议围绕不确定性的表现特征及其深层根源、如何把握不确定性，以及在不确定性现实中如何创造个人、国家乃至人类的未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韩庆祥以“世界的不确定性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题，阐述了不确定性的深层逻辑。他从世界变化的复杂性、世界变革的剧烈性、世界分化的深刻性、世界发展的多元化、世界变更的偶然性、世界未知领域的扩展性、世界博弈的激烈性以及人类主体感的迷失等八个方面，对不确定性概念的本质特征进行了系统阐释。当今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强，但不能否定世界的确定性。面对当今世界系统性的不确定，只能用“系统辩证法”来应对。

　　吴志成从百年大变局与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阵痛、西方国家逆全球化倾向的涌动抬头、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加重、个别大国的霸权任性和责任丧失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当今不确定性的成因。指出当今人类必然在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生存发展，我们必须保持确定的信心和战略定力，以不变应万变；要加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要在促进经济全球化砥砺前行；要促进加强全球治理的能力建设；要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文以“十四五”为时间框架，从经济动能、大国体制、国际格局角度，分析了中国面临的百年变局。未来五年，人类会全面进入到“数字时代”，数字的增长在重构全球链、供应链与价值链，大国格局正在重塑。逐渐开启 “亚洲时代”，全球经济的中心将由北大西洋全部转到亚洲。欧美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将普遍陷入衰败，不改革制度就必然衰落。我们要坚定中国的道路自信和中央确定的“十四五”方向，强化我们治国理政的方略，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需求，中国就会持续发展。改革永远在路上，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世界面临大变革。这种百年变局非常复杂，不能简化成 “东升西降”，要有战略定力，自觉地识变、应变、求变。

　　彭兰以“人机文明：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文明”为题，分析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他指出，整个人类文明正走向“人机文明”的新阶段，人机关系出现三种重要的模式：人机协同、人机共生、人机传播。在新的文明体系中，人在新的器官或智能设备的辅助下，越来越多变成虚拟的实体，进一步会面临被拆解重组，从而带来伦理问题、法律问题和各种风险。机器给人们带来了无限连接，使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变得更为丰富，却也削弱了面对面交流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拟人度”在提升。未来机器提高与人共情能力的前提下，人变得越来越像机器？还是创作人机和谐的共生的新文明？将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干春松分析了人工智能与未来的社会秩序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儒家强调了确定性，传统社会的不变是被肯定的。进入人机社会，人类会发生认知问题：我是谁？社会代际传递也会出现问题，人工智能介入人类身体，会导致新的不平等。机器人发展到进行感情定制，就会摧毁原有的家庭亲情和伦理结构，产生一系列法律上的问题。人类的未来进入数字竞争，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方式会产生变化，现在的竞争可能是军事竞争和金融实力竞争，将来会出现更大范围的“赢家通吃”的现象。人类必须对这些意想不到的变化未雨绸缪。

　　彭宗超指出，不确定性增强了人们的焦虑感。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找寻风险治理的智慧。风险文化的治理优势，在于以不变应万变，以低投入规避大风险，以低监管实现风险善治。对固有文化资源的传承发扬，可以变成我们今天基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的习惯，进而促进社会有效治理。《易经》提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包含丰富的居安思危的思想。政府、市场、社会、国际、媒体各方面的主体相互协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同时把各方力量有机整合，形成协同治理的网络，取得更好的风险治理绩效。未来治理体系还应该有理念和合、利益和合、制度和合、组织和合、技术和合等和合观念。

　　张曙光以“文化，规则与相对的确定性”为题发言指出，不确定性在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下的是不同的。大自然充满了随机性、偶然性，人则具有自我意识和自觉的能动性，能够从自己的愿望和能力出发，把动物对外部环境单纯的被动的适应变成积极主动的适应，把自然的不确定性变成属人的、社会的确定性。现代社会不确定性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的，还有人类不同价值观冲突导致的。现代社会由于自我反思性使人类不断自我调整，现代风险是相对的，也可以表现为一种稳态。

　　下午，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南洋林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裁温元凯， 产品战略专家梁宁女士，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陈建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刘益东，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梅雪芹，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孝廷，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国际儒联中国委员会副主任薛晓源分别展开发言，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程光泉主持研讨。

　　温元凯，以大量数据的事实分析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指出中国财富的积累主要是由民营经济完成的。中国数字经济和美国同时引领世界，中美数字经济共同引领世界中国有很多优势，现在中国的电子商务总量已经超过英美日法德五国总和，金融科技方面独角兽企业中国占全世界估值70%以上，早期的投资得到几千倍回报，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同时也要探讨为什么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教育是世界最好的，如何培养我们自己引领未来的高端杰出的创新人才。必须正视在科技和教育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下大力气迎头赶上。我们要在新型的国际性大学，科幻城建设、短视频的课程系统，创办未来学校等方面有所作为，促进国人创新能力的提升。

　　梁宁以“必然与随机：互联网下半场的商业模型”为题，分析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未来走向。她指出，2020年的疫情催化了数字化，在未来5-10年中国会持续演进这一过程，互联网商业完成了信息对齐，实现了精准化，使原有的生产价值变现效率不断提升，整个中国的线上化和精准化程度超越了世界上其他国家。而在互联网商业的供给端，现在是马车跑在公路上，未来5-10年中国一定会出一大批供给能力的新交通面世。2020年对中国，我们实现了全面脱贫，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供给过剩的时代，消费者变得永不满足。此时需要刺激消费欲望，更重要是尊重人的价值创造，尊重创新，给予人的价值创新以变现和激励。今天中国的数字能力不输于世界，个别在领跑整个数字社会的构建，希望通过这代人或者几代人能够对世界的数字文明有所贡献。

　　陈建洪以“霍布斯论人兽之别与未来”为题选择政治哲学的视野，分析如何从人的自然状态出发，建构理想社会的追求。霍布斯的人性和自然状态理论提出，在自然状态下我们始终处于恐惧和危险之中，政治理论要研究怎么样从这种状态摆脱出来，才获得人的生活的安全和幸福感，这是对不确定性生活的超越。对于现代国家确保去除自然状态下人们惶惶不安的状态，霍布斯《利维坦》提出要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他从四重意义上来理解国家：人造的动物，自动机器，人造的人，有死的神。霍布斯的政治理论存在人为性和自然性的内在矛盾，现代国家建立的基础并不牢靠。

　　刘益东以科技重大风险为例，提出了超越不确定性的战略思考。随着新兴科技快速发展一方面科技大爆发，尖端科技在争议中快速发展，科技风险与伦理问题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人类安全防控措施存在严重漏洞，许多措施和机制失灵。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挑战，严峻性和紧迫性史无前例的。我们应该反思科技发展方式，改变科技发展大局观，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过度悲观，而是需要“转型图存，安全发展”的大局观，创建可持续创新的科技发展模式，加强科技重大风险治理研究，确保人类安全和科技健康快速发展。

　　梅雪芹提出要从自然入史入手，强化对历史复杂性的生态认知。环境史学研究对象是自古至今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影响。是想从与自然世界相关联的角度探索人类社会的历史，把握自然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作用，认识人类文明发展对自然的影响，从而为分析和应对环境问题提供视角。因为环境史的兴起，历史学家转向研究社会生态系统，讲复杂性科学、复杂系统。我们对历史的复杂性进行分析，是为了更好把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决更合理地勾连起来。

　　刘孝廷从霍金的“末世论”切入，分析了科技发展的当代风险。20世纪巨变带来的实质，颠覆了牛顿以来的世界观念，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图景，告诉我们世界图景是相对的，证明我们原来很多经验是不可靠的。霍金曾说，人类现在已经进入了末世阶段，不可否认，末日是个理论事实。面对这一现状，哲学要重新构造，要进行倒逼思维，进行新的启蒙。要促进文明发展向内转，外在追求没有意义。人类不能按照资本逻辑强化科技竞争，不能做物的奴隶。要从理论上倡导有灵性的生活，回归自己的内心。

　　薛晓源认为，确定性是事物发展的一个理性预判，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常态。不确定性构成安全社会的动力。如何把脱缰野马放在一个理性的牢笼里，使它有序、可靠、稳定和操纵，否则，将可能给人类带来极大危险。贝克认为风险有三大特性，即弥漫性、穿透性和隐匿性。如今风险的变换形式、传递方式、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风险弥漫于一切地方，要通过风险现象学、风险病理学来研究。特别关注当代社会中出现的“社会任性”的现象，从源头上加以扼制，防止其演变成系统性风险。

　　最后，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总结会议，他总结中指出，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给人的感受，可用概括为五个“从未如此”：一是本体性安全丧失所导致的生存焦虑从未如此严重；二是作为生活方式选择的生活政治从未如此凸显；三是坚持底线思维和系统观念从未如此紧迫；四是超越简单积极与消极的悲剧意识从未如此必要；五是责任伦理与生存智慧的诉求从未如此急需。他认为，面对不确定性的世界以及不确定性的未来，我们确实需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的理性；需要“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洒脱；需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需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应该强调的是，不确定性本身也包括着机遇，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实现更加光明的预期，对于风险的控制我们又要有信心，应坚持风险意识与机遇意识，在不确定性中探寻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