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启蒙运动对戏剧的文学化改革标志着戏剧走向精神化道路，但若过于强调文学的精神审美和教育功能，将文学归结于思想性、普遍性和抽象性，则必然忽略戏剧的感官性、具体性和个性的审美原则。　

　　18世纪是德国戏剧发生结构性巨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德意志民族戏剧最终形成，而且不论是戏剧演出及演员，还是剧本创作及剧本作者，都经历了一个由被鄙视到受尊重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启蒙运动。德国民族主义启蒙运动者对德国戏剧进行了文学化、规范化和精神化的改革。

　　普遍化和精神化：戏剧改革的净化目的

　　启蒙运动初期的戏剧改革是在高特舍德的理论指导和直接参与下进行的。1732年，高特舍德在《为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的前言中谈到当时德国戏剧的状况：“人们看到的尽是些表面上热闹非凡，实际上空洞无物并夹杂着小丑滑稽表演的历史大戏，尽是些下层贱民的下流故事和猥琐笑话。”他对历史大戏和滑稽剧进行的改革主要包含四个方面：在剧本创作方面，他要求作者措辞文雅，扫除哗众取宠的污言秽语，严格遵循“三一律”，每个情节必须与在此前后的事件有符合情理的因果关系；在舞台表演方面，他要求演员必须分析剧本、背诵台词，演出时严格按照剧本进行，不得任意改动、即兴发挥；在舞台布景方面，他要求不铺张浪费，取消华丽的戏服、奢华的舞台设施和复杂的机械设备，降低感官享受的程度；在观看方面，他要求观众安静坐着欣赏演出，不许走上舞台，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不可逾越，他要让观众明白，来剧场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乐，而是为了接受教育。当时戏剧改革的另一重要人物卡罗琳娜·诺伊贝尔和高特舍德密切合作，一起将丑角汉斯乌尔斯特和哈勒金成功驱逐出德意志舞台。

　　莱辛时代是启蒙运动的鼎盛时期。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德意志民族戏剧正式诞生，市民悲剧打破了以往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传统悲剧模式。莱辛的剧作《智者纳丹》尤其强调对市民进行教育的思想，这与席勒的戏剧理念不谋而合。

　　同样是在启蒙运动中，奥地利的戏剧改革远不如德国的戏剧改革彻底。启蒙运动者约瑟夫·冯·佐嫩菲尔斯和高特舍德一样，也反对专门打诨逗趣的丑角，他要求剧作家和演员以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为榜样，创作和演出必须严守规则。但在奥地利，丑角始终没能被彻底消除，对流动剧团的整治也不够彻底。菲利普·哈夫纳甚至把“汉斯乌尔斯特喜剧”成功发展为在舞台布景和演员服饰方面非常奢华的维也纳大众剧，此时还出现了以埃马努埃尔·席卡内德的《魔笛》为代表、给感官以高度享受的魔幻剧。

　　启蒙运动的戏剧改革体现了追求普遍性、整体性和共性而避开特殊性、局部性和个性的美学思想，这一审美方式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创作和历史编纂的区别在于：“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法国和德国的古典主义文学家将这一思想运用到文艺创作和批评中。席勒在《关于市民诗歌》中阐述了文学的抽象化和精神化思想：“作家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理想化、完美化，如果他停止这个任务会愧对他的名声。他应当将他的创作对象的出色之处从粗劣的至少是奇怪的杂质中解放出来，将在多个创作对象中散落的完美之光搜集到一个作品中，这部作品把个性和局部性提升至一种共性。”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追求的这一艺术特点影响深远，直至今天仍是文学创作和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