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爷爷在他出生那一天离开人世。那天我还在北京，没能见他最后一面。一晃五年过去，这五年间，我早已经习惯了没有爷爷的日子。有一年，连他的祭日也混在我庸庸碌碌的生活中不经意地流去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

　　我知道，弟弟在去年的清明也写过一篇怀念爷爷的文章，情真意切。除此之外，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不会再有关于爷爷的其他文字了吧。自我往后不出两代，他就会像我的其他先祖那样成为一个遥远的曾经，没人能说得清楚他的面貌，他干过什么，甚至他的名字也不容易查考，就像我到现在也不确切知道我爷爷的父亲叫什么名字。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是一个老庄稼汉的形象：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秋冬是棕灰色的棉皮大头帽，春夏是蓝色或灰色的短檐小帽，偶尔不戴帽子的时候能看到头上的秃顶；脸上布满皱纹，但面色可以算得上是红润；衣服总是蓝色或者灰色调的；鞋子一般是黄色或者绿色的解放鞋，夏天有时候穿棕色的凉鞋或者拖鞋。这身装扮，几十年如一日。

　　爷爷二十年代出生在浙西南大山里的一个小山村，那里八十年代才通的公路。除了有过短暂的几个月当木工学徒外，爷爷一辈子都在村子里种田。奶奶是同乡的另外一个村来的，亲戚朋友也全都分布在周围的几个村。爷爷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有一年作为民工在那儿修过一段时间的公路，路修好后他自己再也没有从上面走过。

　　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让大人用竹子或木头给我们做玩具，男孩子们最喜欢的是“宝剑”。爷爷用砍刀削的宝剑总是最精致的，他做的“宝剑”有一个特点，“刃”很钝，“尖”很圆，他怕跟孩子们玩的时候误伤到人。我们几兄弟小时候玩得野，不时有个磕磕碰碰，最着急的往往是爷爷，他一定会唠叨个不停，同时立刻用各种土办法对症下药让我们很快又能活蹦乱跳。

　　爷爷很少跟人计较什么，从不发脾气，也不跟人发生争执，在家在外都是如此。他不止一次很自豪地跟我讲，他从小就不学下棋打牌，跟人争，没意思。说起自己这一生，爷爷总会说“种一生世的田，莫过万人口”。“莫过万人口”的意思，就是不被人说三道四，这一点，爷爷确实是做得很好。认识爷爷的人都会说他是个好人。我们的村子虽不大，但在熟人关系密布的网络中，任何一根线都有可能成为矛盾的导火线，能做到“莫过万人口”确实不容易。

　　有一年，我在北京碰到邻近一个大村的两位老人，谈起爷爷，他们都赞不绝口。我们那一带都是在梯田里耕种水稻，几个村的村民共用一条引水渠，轮流取水，大家都想自己的田多储些水，田埂上的泄水口都会用田泥垒得很高，“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时候处在下方的水田只能“望水兴叹”。两位老人的田就在爷爷田的下方，轮到爷爷取水的时候，爷爷总是把泄水口的田泥只垒到一半，让另一半的水流到他们的田里。爷爷说，有水大家一起用。这话他们记了一辈子，对爷爷也感念了一辈子，现在说起来还是热泪盈眶。

　　爷爷养过很多年的牛。和对人一样，爷爷对牛的照顾也是极其和善体贴的。他从来不像别人那样粗暴地用鞭子和荆棘去抽牛的身子，看到我们用树枝去挑拨牛，爷爷总会严肃地制止。爷爷说，牛是“善”的，要好好对它们。他总是要到山上割来最嫩最嫩的草喂自家的牛，为此不惜走更远的山路穿更密的丛林，经常忙到天黑才到家。儿时我们经常去牛栏给牛喂草，牛的哞哞叫声是我故乡回忆的一部分；伴着朝阳或者夕阳，爷爷在山路上牵牛赶牛的场景更成了我最柔软的想念。

　　爷爷喜欢抽烟，抽的是自己种的草烟，细竹脑做的长长的烟枪，被烟油染得蜡黄蜡黄。吞云吐雾时，爷爷经常给我们讲点天南海北的故事，听得我们如痴如醉。爷爷也喜欢喝酒，喝的是自己亲手酿造的米酒，老家叫“红酒”，因为酒液的确是鲜红鲜红的。用白色的洋铁杯或者锡壶在温水里面加热，中餐晚餐，每天两顿，几乎是雷打不动。爷爷喝酒喝得慢，吃饭总是最后一个离桌，我们几个小孩子都喜欢看着他吃饭，他高兴的时候就会拿小汤匙倒上点酒，让我们几个也陪他喝上一匙。

　　在我的童年，每一天都和爷爷在一起。他那苍老稳重的声音和慢悠悠的脚步声，总能让我感到安全和幸福。读书的路越走越远，和爷爷相处的时间也越来越少。爷爷去世的前几年，我差不多每年只能见他一面。那时候爷爷的记忆力已经开始退化，每次都只记得我是在念高中。我不厌其烦地告诉他，我现在北京读书，他每次听到后都会很惊讶：“北京！这么远！”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亮闪闪的，有时候还会拉住我的手，脸上挂着的是抑制不住的赞许和骄傲。

　　记忆中，爷爷第一次这样看我，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在老家茂密的深山里，我用稚嫩的身躯奋力地将一根远远超过我身高的木头扛在肩上，蹒跚着迈开步伐，向着回家的方向走去，一回头，爷爷的眼睛亮闪闪的，脸上挂着抑制不住的赞许和骄傲。不知道，爷爷现在是否仍然在另外一个世界，在这样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