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看到整个当代文学所谓青春的消逝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的叙事人的主体萎缩退却了，还是因为他们更深入地或者更切实地认识到了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并且对于这样一个复杂性有一种想认识的愿望?而这个“我”是不是也是“想象中国的方法”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层面？进一步说，新的乡土文学书写，如何能既超越启蒙，又超越乡愁，让处于转型期的乡土获得尽可能多的自我呈现?

　　近年借由微博微信等平台每年都会在春节期间火上一阵的“返乡笔记”，在2016年终于发酵成一个大事件。猴年春节期间，“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霸气媳妇回农村掀翻桌子”等文章流传广泛，媒体和网民热议。这些吸引网友眼球的文章后来证明纯属杜撰，有关方面也及时做出了澄清。而分别在2015年春节和2016年春节刷爆朋友圈，并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讨论的两篇“返乡笔记”《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和《一位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由于书写者身份的特殊，也由于文本的相对复杂，似乎留下了更多的讨论空间。

　　2015年春节，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以一个文科在读博士返回湖北老家的所思所感，总结了农村的变化，从春运火车到传统人伦关系的瓦解，到“新的读书无用论”。在2016年春节流传的“返乡笔记”中，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此前在《十月》杂志发表时的篇名叫《回馈乡村，何以可能》，但从传播学的角度，这一知识分子气的标题显然不如《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利于传播）是引起了较大反响的一篇。这固然是由于“笔记体”的纪实性唤起了公众的的好奇心，但其“文学性”的力量仍然是不应被忽视的。从文学修辞的角度考量，《回馈乡村，何以可能》是一个有“我”的故事——嫁给了“凤凰男”、不期然地卷入了夫家悲惨境遇的这样一个农村儿媳的个人经验故事。所以这篇文章动人的地方可能不在于它对于农村现实的描述，而在于它以一个“我”的故事，感染了读者，尤其是引发了有类似经历的读者的共鸣——在乡土仍然是中国最广泛的现实环境的情况下，大多数进了城、留了城的读书人身后依然千丝万缕地联系着“乡土中国”。对此类读书人来说，乡村是一处既想摆脱逃离，又被“道义”牵扯的所在；既想“回馈乡村”，又无力改变现实，是许许多多此类读书人的隐秘情结。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同时也可以大胆地预测，“返乡笔记”的作者和读者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它们更多的是一种主体焦虑的投射：当他们饱含道义与深情地关心中国乡村的命运，却发现他们改变不了什么，甚至于，他们感到，知识也不再为乡村所需要。或者再换一种表述，这两篇笔记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他们呼应了一种横亘在城乡之间的知识阶层的普遍焦虑——既无法与工农结合，又无法与资本结合，在中产道路上受阻进而产生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