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底，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发行了我的英文小说《Nanjing Never Cries》。1个月后，理学院院长迈克·西普瑟举行了一个讲座，由我主讲这部小说的历史意义，他为引介。同年12月，小说中文版本《南京不哭》在中国出版发行。

　　“你们限制我发言，我更要发言，而且比原来要说得更多！”

　　我开始写这部书是在10年前，而写这本书的动机则发生在21年前。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一个物理学家为什么要用10年时间、以英文写一部小说，还亲自译成中文？事情要回溯到1995年4月15日。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工作。两位比我稍微年长的教授同事，哈维·格林斯潘和维乐姆·马库斯敲门进来对我说：“郑洪，你该去参加那个专题讨论会，听听那些历史学家扭曲历史。”

　　在麻省理工学院第九楼105室的礼堂，一个专题为“迷思·记忆·历史” 的讨论会正在进行。台上站着4位主讲人，3位是美国白人，一位是日本人，却没有中国人，也没有东南亚人。我找到一个空位坐下。台上的谈话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日本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保护他们特有的文化，抗拒西方的文化侵略，受创最重，所受的苦难最多。他们又说，假如不是某某人、某某事件，也许美国不会把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铸此大错。

　　我举起手。等了一会，主讲人向我指了指，让我发言。我站起来说：“我也为广岛和长崎死伤的日本人哀悼。但20世纪的中日战争，日本是侵略国，广岛长崎事件是日本自食其果。何况日本被原子弹所慑而投降，保存了至少数十万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生命。我要问4位一句话：如果一群强盗闯进了你的家，强暴了你的妻子，杀了你的儿女，还要割断你的喉管，警察来了，把强盗制服。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警察暴力的事件吗？”

　　全场鸦雀无声。过了一阵，一位白人主讲人辩了几句，然后他们又回到以前的话题去，无一语提及我的抗议。

　　过了一些时候，一本名叫《科技评论》（Technology Review）的麻省理工学院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广岛事件的长文，洋洋洒洒，由一位讨论会主讲人执笔。当晚我写了一封信投到同一杂志去。此信在几个月后被登出来，里面的警句几乎全被删掉，全信只剩下半页。

　　这就是美国的言论自由。

　　我想，你们限制我发言，我更要发言，而且比原来要说得更多！

　　《南京不哭》，就是我对西方学术界的迷思做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