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5日下午，接春勇兄电话，告诉我刘锡庆老师仙去的消息，一时间呆住了，茫然中不知怎么挂的电话，不知该怎么办，只是脑中一片空白，屋外，三九天的傍晚已是漆黑一片。

　　打开微信属于刘老师和师母的界面，最后一条对话是在2016年中秋前夕。刘老师老两口退休后成了候鸟，冬天会往南方去，夏天则回北京小住并与学生们见面。师母问我是否在京，我答刚回国正忙着搬家。去年我们一整年没见，虽有些惦念，但想着以后还有机会。谁知道，2017年的春天还没来，刘老师竟然再也不来了！

　　私下里我一直称刘老师为刘伯伯。初见他时，我刚17岁，第一次见面，便将自己零散发表在报纸角落里的散文带了过去。那时羞涩内向的我，嘴里连一句“请您指点”这样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红着脸递上自己的剪贴簿。一篇篇五六百字的小文章里，满是憨憨的一味的甜，青春懵懂的酸，以及自以为与众不同的小心情。女孩子笔下的小小世界没有高远的志向，没有宽阔的情怀，有的只是一个不加修饰的自己。如今成年后回看，实在为那自恋的小姑娘脸红，谁知竟得到刘伯伯的称赞，夸我有才气、有灵性，鼓励我坚持说自己的话，不要揣测别人的心意。那时刘伯伯正提出“艺术散文”的观念，他主张散文要有“真实、自由的笔墨”，要“表现个性、抒发情感、描绘心态”。他对我的偏爱也许不仅出自长者的宽厚，也是因看出我稚嫩文字中的真性情吧。当年唐敏、叶梦、苏叶、斯妤等一大批青年女作家以鲜明的性别视角看世界，把现代女性的日常生活转换为公共话题。那些性情恣肆、不加节制的感情文字生长成一座繁茂的花园，而我则受这花园吸引，努力让笔下泛出绿意，希望能成为其中的小草一片。刘伯伯对她们大加赞誉，并将自己选编的多本散文集送给我，鼓励我勇敢写下去。

　　很多学生都说暮年的刘老师慈眉善目，像一尊佛。但在我心目中，遥远的“佛”不足以形容他给我的浓浓的亲切感。我读大学时散文集出版，去他家送书时赖到了午餐时间，然后腆着脸问：“能不能让我留下来吃饭啊？”一个晚辈主动提出这种要求，恐怕令人瞠目结舌吧！不过他点头笑笑，去另一个屋里跟伯母嘱咐一声，又出来陪我聊天。那天吃的是红烧鸡翅，伯母的手艺让我胃口大开，吃了一个又一个，他俩笑着看我，慈爱地把最后一个也放进了我的碗里……印象中，刘伯伯是个性情中人，从不摆架子，这种宽容与伯母的支持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