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近来不少报刊尤其是文艺报刊都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人民日报》在文艺评论版上重新恢复“看台人语”栏目并扩充其覆盖范围，务求三言两语、一针见血的文艺批评，提倡公允而不世故、辛辣而不刻薄的文艺批评。《文艺报》在头版和理论与争鸣版上集中对文坛的不良文艺现象和文艺创作倾向进行了不留情面和充分说理的批评。《诗刊》在下半月刊兼顾文学批评的不同声音，在同一期上同时刊发诗作和该诗批评。这不仅是对诗评家的挑战，而且是对诗歌编辑的考验。这种文艺批评形式不仅有利于新人新作的推出，而且有利于文艺批评的活跃。这些报刊所发的文艺批评虽然还没有形成大气候，但却带来了文艺批评的勃勃生气，在文艺界产生不小的影响。在推动文艺批评的新风的形成上，作为文学期刊的《诗刊》虽然没有报纸迅速及时，但以多样的批评形式令文艺批评界刮目相看。

　　过去，文学期刊《作品与争鸣》曾长期组织正反两个方面的文艺争鸣，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在近些年却消失了。《诗刊》组织的这些文艺争鸣与《作品与争鸣》组织的文艺争鸣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却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文学期刊《作品与争鸣》所选登的文学作品是转载的，而《诗刊》所刊登的诗作则是原发的。因而，《诗刊》组织文艺争鸣是有风险的。这不但容易得罪诗人，而且容易得罪诗评家，甚至还有可能伤害自己的人，即暴露自己的偏见和眼拙。毛泽东在倡导百家争鸣时尖锐地指出：“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有意压抑，只是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在当代文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情形下，新生力量的崛起和成长已越来越不容易。为了推出诗歌界的新人新作，为了当代诗歌的繁荣，《诗刊》却没有过多地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而是秉承公心，顶住压力，即使自我否定，也要勇于亮剑。这种大力推荐新人新作的魄力、胸怀和勇气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诗刊》之所以敢于组织并刊发文艺争鸣，是因为他们重视文艺批评并对文艺批评有正确的认识。他们深刻地认为：“理论与创作是相互促进的，尖锐的真实的到位的批评有助于诗人创作的提高。”而“有敢于直言的批评，才会有经得住考验的诗歌。”首先，《诗刊》大力提倡这种直言不讳的文艺批评，即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畅所欲言，毫不保留，并逐渐形成传统。他们坚决反对那种一味赞扬的文艺批评，而是倡导实事求是的文艺批评。为了力戒诗歌批评演变为互相赞美，他们反复强调诗评家大胆质疑。其次，《诗刊》没有关门办刊，而是走进基层、走进校园和走进年轻人中倾听不同的声音。《诗刊》采取了各种形式收集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并原汁原味地刊登出来，诚恳接受社会的检验。他们在这种互动中推进诗歌编辑工作的提高。最后，《诗刊》对文艺批评的重视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采取了不少得力举措。在一些《诗刊》下半月刊上，文艺批评的比重毫不逊色于诗作。在文艺批评形式上，《诗刊》也是不拘一格的，既有专题专论，也有文艺争鸣，既有笔谈，也有座谈，甚至还有编辑稿签。不少文艺批评都尖锐泼辣，针针见血。这在文艺批评界很少见到。这些文艺批评虽然以微观层面的为主，但也不乏宏观层面的。在《诗刊》七月号下半月刊上，诗人沈浩波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存在四种虚荣心，即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和技术虚荣心。他认为“诗人们囿于自身的固执、狭隘和偏见，将虚荣心膨胀为写作的唯一真理，凡‘非我族类’皆视为歧途，使得原本只是附着在诗歌上的虚荣心变成了执念。这种强烈的外在执念，压到诗歌本身，形成负面吞噬，令有才华的诗人在写作上无法寸进，甚至不断倒退。”这种文艺批评虽然未必都准确，但却是高屋建瓴和切中肯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