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写作于张雅文而言，无疑是一个难度系数极大的挑战。以《生命的呐喊》而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她，擅长个体生命的叙说，由人生故事到“香港沉思”，不仅需要相应的叙事变革和知识储备，而且还需要在叙说中强化理性思考的力量。这部《百年钟声》，成功地将百年的时间维度作为言说的背景和沉思的激发点，“奔跑于现实与历史之间”，历史与现实构成两个音调不同的声部，从而形成一种有意味的对话关系。

　　基于特殊表达的意图，选择有价值的质料，对于报告文学的质量保证特别重要。张雅文“不再盯着那些大人物，而是走进香港的各个领域”，“走进民生，走进小巷，走进笼屋，走进医院，走进大学，走进她独特的廉政公署”，视角的特别和开掘的深入，使作者获取更多的鲜活素材，“触摸到香港灵魂深处的脉搏”。而且，作品对于香港的书写不虚美，也不隐恶，多方位、具体地展示香港回归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但也不回避它存在的问题，如零距离地走进底层弱势者灰色无奈的生活空间“笼屋”，以特写镜头的方式将其中的生存景象推至读者面前，写出了香港的另一种真实。

　　《百年钟声》将大叙事和小叙事有机配置。大叙事即国家叙事、民族叙事和香港城市叙事，这与《百年钟声》的主题和题材选择密切相关；小叙事则是支撑大叙事的关于个体的具体叙事。这部作品中许多小叙事成为富有表现力的看点。如“漫长而艰难的中英谈判”一章，父亲“得了健忘症、脑痴呆，到楼道里倒垃圾都找不到回家门”，儿子忙于谈判，深夜下班回家，父亲“佝偻着身子坐在客厅沙发上”，重复着每天都要叮嘱的一句话“你要当心”。这样的细节把香港回归谈判的艰难，把充分内化了的爱国主义精神，写实、写活、写得感人至深。

　　很明显，《百年钟声》是一部具有理性力量的作品。这种力量一方面来自作者的主体自觉，“沉思”成为贯穿始终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是通过在具体的书写中强化理性思考的分量。这种思考既体现为整体性的主题阐释，“百年钟声一再警示我们：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就要被欺”，也体现为结构的具体安排，作品直接增加了思辨性的主观表达的比重，如第八章“百年钟声敲响了什么”，以卒章显志的写法，解析“香港，带着历史走来”的意义。读着这样的文字，读者会油然掩卷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