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敦煌唐五代诗歌文献，需要以整体和全局的眼光全面认识其意义。中原诗歌流传敦煌的态势，与唐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变迁息息相关，证明文学的传播需要安定的边疆民族环境；中原诗歌对敦煌本土文学的面貌，特别是通俗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敦煌文献中的民族题材诗歌，保留了数百年民族交往碰撞的信息，对认识唐前期边塞诗、西北民族关系和河西地方政权的历史地位，均有重要意义。从敦煌佛教诗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吐蕃民族政权还是归义军，都十分重视佛教的建设与发展，佛教对维护西北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祖国统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 键 词：中原诗歌/敦煌文献/吐蕃/佛教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项目编号11BZW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树森，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发表过论文《唐蕃角力与盛唐西北边塞诗》等

　　在各类敦煌文学文献中，诗歌文献目前主要收集在徐俊先生《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以下简称“徐著”)与项楚先生《王梵志诗校注》(以下简称“项著”)①等书中，总量约在2300首，具有多方面重要的历史与文学价值。本文拟结合敦煌文献产生的时代背景——七至十世纪风起云涌的民族关系形势，特别是中原李唐王朝与高原吐蕃政权两百余年的战和往来历史，参照其他传世文史材料，对敦煌唐五代诗歌文献的民族史意义进行探讨。

　　一 中原诗歌在敦煌的流传与影响

　　约2300首敦煌唐五代诗歌，依照创作地点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敦煌本土以及西北其他边疆民族地区士民所创作的诗歌；另一类则是产生于内地，又经过各种渠道流传并保存在敦煌的中原诗歌。与敦煌本土诗歌相比，中原诗歌数量大，从它们流传敦煌以及对当地诗歌所发生的影响中，可以看出兄弟民族间文化交流互鉴的实况。

　　1.中原诗歌流传敦煌的趋势与原因

　　中原诗歌在敦煌的流传，总体上呈现出初盛唐特盛，大历间稍衰，贞元、元和几近绝迹，晚唐大中以后重见回暖的态势。这一态势的形成，与从唐初至五代宋初三百多年间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变迁，存在着绝非偶然的平行对应关系。

　　敦煌唐五代诗歌文献中，初盛唐诗人诗作所占比重最大。据项楚等考证，390首王梵志诗，主要产生于武则天时代。徐著中所收初盛唐诗人则主要有：虞世南、武则天、上官婉儿、李昂、荆冬倩、李义府、刘希夷、王勃、宋之问、沈佺期、徐彦伯、魏奉古、屈同仙、王泠然、郭元振、李峤、苏味道、东方虬、刘允济、阎朝隐、郑愿、崔融、崔湜、刘知几、王无竞、马吉甫、元希声、乔备、房元阳、杨齐惭、胡皓、安雅、张渭、冷朝光、唐玄宗、苏晋、陶翰、王翰、严嶷、李希烈、崔颢、李邕、祖咏、张子容、王维、丘为、孟浩然、常建、崔国辅、李白、高适、岑参、梁锽、王昌龄等。又据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五之著录，唐初王绩、武则天时陈子昂的作品也见于敦煌②。这份基本囊括初盛唐诗坛主要诗人的名单，表明当时中原诗歌流传敦煌的规模之盛。这一规模，与安史乱前一百余年相对稳定和平的边疆民族关系形势，关系甚密。

　　经过唐初几代君主的经营，唐王朝迅速建立起地区声威。贞观年间，李世民伐突厥、服南粤、巡灵州、征辽海，特别是以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拉开了与勃兴的高原吐蕃政权之间交通往来的大幕，又命唐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松赞干布，确立了影响深远的唐蕃舅甥亲戚关系。唐高宗即位后，继续向西扩大地缘政治优势，安西、北庭两大幕府先后设立，西域与唐朝中央政府的关系，由原先松散的羁縻绥抚，变成直接的行政隶属。睿宗景云元年(710)，唐又设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甘、凉、瓜、沙(按，沙州即敦煌)等七州。至此，由长安沿河西走廊，出敦煌、达西域的古丝绸之路交通线，再次被建立。尽管此后特别是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与吐蕃一直兵争不止，但战火基本上被限制在陇南、川北以及青海境内，河西走廊是安宁的。因而中西人员物资的交通往来都较为便捷，这为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唐杜确《岑嘉州诗集序》云岑参诗歌，“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全唐文》卷四五九)。对于广大边疆民族同胞而言，只有民族和平，往来无碍，他们才有机会进入内地；与此同时，初盛唐诗歌也只有借助畅达的交通条件，方能实现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大规模流传。

　　敦煌遗书中，中晚唐诗歌的数量明显偏少，贞元、元和年间的诗人诗作在敦煌更只是零星存在，乃至于与其创作实绩反差巨大，在很大程度上也缘于唐与吐蕃等族关系的逆转③。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吐蕃乘机挥师东指，在较短时间内占据唐西北州郡，只不过由于吐蕃的进攻并非一蹴而就，起初河西走廊仍然被唐控制，因而刘长卿、韩翃、卢纶等大历才子的诗作才有可能在间隙中被传至西北，并得在敦煌保存。而等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唐蕃达成清水之盟，吐蕃对河湟土地民众的占有，被双方正式确认，继而连西域州县也与内地失联，唐蕃两强进入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对峙僵持。此间，除使节与僧侣等特殊群体外，能够促成兄弟民族交流互鉴的主观动力与客观载体都跌至最低谷，中唐诗歌自然也就绝少见于敦煌。

　　从九世纪上半叶开始，逐渐衰落的吐蕃，再无与唐争胜、控制河湟的能力。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以后，随着三州七关回归、张义潮派员贡献河西图籍并获册封安抚，西北交通大门再次被开启。所谓“三边近日往来通”(姚鹄《赠边将》)，虽然早已不复张籍记忆里“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凉州词》其三)的盛况，但中原唐人毕竟又有机会登临这大片暌违已久的疆土，来自中原的各种信息与文献也得以再次西传。李商隐诗云“两都耆旧偏垂泪，临老中原见朔风”(《漫成五章》其五)，是说河湟来归，中原父老有缘再见西北边地风尚。其实，流离百年的河湟遗民，同样对中原文物衣冠怀有迫切渴念，一旦烟尘不再、驿路重开，他们必定会再次积极主动迎迓中原文化的西传。李商隐、薛能、贯休等晚唐诗人诗僧的篇什能够见于敦煌，伯4878、斯4444写卷所保存的《张祜诗集》残卷，连抄写格式都是地道的中原模样，足以证明这种传播不仅存在，而且原原本本。其后，由于五代时期中原大乱，敦煌甚至因为偏居西北一隅的独特地理位置，又保持较长时间稳定，反倒成为安顿中原文物的乐土。斯6171写卷留有后梁《宫词》39首，韦庄作于长安的《秦妇吟》长诗也在敦煌得到妥善保管，这表明当时敦煌对于保护与传承中华文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