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深受后现代思想浸染的人忙于消解各种传统的、主流的文学观念。他们往往认为，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文学当然要多元；文学不能受任何观念的制约统辖，文学是我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更与所谓时代无关；对我来说，文学就只是文学，既不想当工具，也不想承担所谓社会责任，那对我来说太大、太沉重了；我就是我，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我都是这样，等等。这些观念当然也自有其道理，而且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对那些干涉文学现象的反拨、对文学本体的回归。较之那些理念先行、追赶潮头的作品来说，这种独立、个体、私人化的作品往往能够别开生面、别具一格，给文坛带来一股新的气息。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与时代的不相应、不相称。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我们这个时代是“大时代”，但文学却是“小文学”。“小文学”本来也是需要的，但如果只有“小文学”而缺少“大文学”，那就只能说是这个时代的缺憾了。文学之“大”，非部头之大，乃反映现实之宽广、揭示生活之丰富、描写人性之深刻、呈现时代之真实，因而给人以精神愉悦、心灵震撼、审美价值之大。

　　从社会效果来说，人们对当下文学似乎存在一种“审美冷淡”的现象。

　　从美学理论上讲，审美冷淡是美的对立面和反面。李斯托威尔认为：“审美的对立面和反面，也就是广义的美的对立面和反面，不是丑，而是审美上的冷淡。”比如，“那种太单调、太平常、太陈腐或者太令人厌恶的东西，它们不能在我们的身上唤醒沉睡着的艺术同情和形式欣赏的能力。”(李斯托威尔著：《近代美学史评述》，蒋孔阳译，第24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在李斯托威尔之前的斯泰司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美的反面不是丑，而是不美，或者美学上的漠不关心。从广义上讲，丑也属于审美对象，也能生成审美意象；丑本身能够激发人的审美情感、产生审美活动。作为审美意象的丑，能够丰富、拓展人们的审美范围、加深人们对社会人生的感知和把握，因而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把丑作为美的对立面或反面，那是狭义美学的看法。叶朗也说：“一个东西，一种活动，如果它遏止或消解审美意象的产生，同时遏止或消解美感(感兴)的产生，这个东西或活动，就是‘美’的对立面。”(叶朗：《美学原理》，第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产生“审美冷淡”的原因可能是个方面的，除了上述审美对象的原因外，审美距离的过大或过小，也会产生“审美冷淡”。距离过大，主体对于对象缺乏感知，当然不可能产生美感；距离过小，只见当前和局部，不能有所超越，尽管有所感知，但已不是审美感知了。文学艺术是“美”的集中体现，对文学艺术的欣赏接受活动是典型的审美活动。当前人们不那么关注、关心文学了。文学被冷落、被边缘化了。人们对文学存在“审美冷淡”的现象，其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基于当前文坛所存在的缺憾，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倡导文学要走进时代、反映时代、引领时代、推动时代等等。在这里人们常常要引用王国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句话了。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考》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从不同时代最为辉煌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成就来说的。这句话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文学，不同时代也需要和呼唤本时代的文学。如果说，文学与时代的密切关系为中外文学史和中外文学理论所确证、所阐释的话，那么，倡导文学走进时代则可谓之一种理论的、创作的自觉。一为事实，一为追求。某种程度上讲，事实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追求则要有意而为之。这种追求当然可以有很多道理可讲，如从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等等方面都可作出很多言之凿凿的阐释；但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这种自觉追求是否有必要、是否有益于创作、是否有利于作家发展？如果没有太大必要、太多好处，那这种追求就没有什么意义，这种倡导也就难以起到什么作用、产生什么影响。而且，作家都生活在这个时代，本身就是时代中人。他的创作，本身就会自然而然或多或少带上时代的胎记、成为时代的产物。纵观文学史，那些表现时代精神的伟大作品，没有专门去走进时代，不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地标吗？其实，这种偶发性也正是文学的一个特点：一不小心就写出了一部传世之作；传世之作难以预料、不可规划。现在肯定有很多人羡慕乃至祈求这种好运气，尤其是那些以创作为生存方式、以文学为生命的人，写出传世之作当为人生的一项严肃的目标。“好运气”不可多得，而且“好运气”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我们除了要看到文学的这种偶发性，更应当看到这种偶发性背后的必然性。把握这种必然性，才是硬道理；能让作家写出传世之作才是硬道理。所有的主张、主义、精神、理念，最终都是要通过作家有意识无意识的创作实践才能得以体现、得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