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录和畅想实现中国梦的文学场域中，生态文学创作引发特别的关注。因为生态文学的主题诉求是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新形势下，生态文学理应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弘扬生态思想文化的使命。其中，李青松的生态报告文学创作实践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思想性：呈现出清澈、纯正的文化特征

　　对于“生态”的概念，人们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但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霸权，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最基本的理论前提。对此，李青松有着相当自觉而深刻的认识：“保护野生动物、改善生态环境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改善人性和人类灵魂的过程。”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矫正人们的灵魂和观念，并呼吁人们创造出对自然更为合理的空间，以保持现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从而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达到高度的协调和统一”。

　　从世界观、价值观的高度来理解生态文学的意义，使得李青松的生态报告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剔除了“伪生态”甚或“反生态”的“杂质”，而呈现出一种清澈、纯正、原汁原味的生态思想文化特征。无论是早期以动物伦理为基础、讲述动物保护故事的《遥远的虎啸》，还是中期以植物伦理为参照系、叙写东北乃至整个中国林区近百年来沧桑变化的《告别伐木时代》，一直到新近推出的更多地从社会人文视角礼赞生态举措、高歌绿色工程的《一种精神》，其间都贯通着一条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的灵魂主线。

　　真正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家，必然具有强烈的生态责任感和使命感，必然在现实生态问题面前态度鲜明。李青松的生态报告文学，要么褒扬和讴歌那些热爱自然，乐于保护动物、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好人好事，要么揭发和谴责那种滥杀野生动物、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劣品行，以此达到伸张生态正义、弘扬生态道德、宣讲生态法则的目的。前者如《秦岭大熊猫》《创叔》《一种精神》，后者有《象与象牙》《蛇胆的诉讼》《狼之本色》等。在这些饱含爱憎情感的文本里，作者伴随笔下动植物的命运遭际，时而欣喜、时而愤怒、时而坐卧不安、时而拍手称快。

　　李青松的创作实践表明，生态文学不是作家们在书斋里想象出来的，而是由现实当中严重的甚至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逼迫出来的。生态文学既没有风花雪月的浪漫，更没有无病呻吟的悠闲，它有的只能是对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生存现状和未来前景的深切忧患。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作家都是生态世界的使者，生态文学都是“文以载道”的文学，生态文学创作都应该带有作者的体温、呼吸、心灵呼唤和生命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