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曾创造了无数的语言精品，古典诗歌中很多诗句的每个字都经过精心锤炼，像“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10个字就提示了一个阔大的场景，它不仅是场景还是意境，这样的文字脍炙人口，让人过目不忘。同样的场景，用现代文来写，或许数百字、甚至数千字也未必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然而20世纪初为了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汉语书面语经历了一个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同时还经历了一个欧化过程，经过这场变革，汉语由一种诗性语言变成了散文性、分析性语言，它似乎再也写不出那种余味无穷的诗句。

　　作为中国古代主要书面语的文言之所以具有如此神奇的表现力，是因为其特殊的词汇和语法结构。文言的词汇主要是单音词，句子的组合则以意合为主，就是说，句子成分的组合靠的不是语法成分，而是语义条件，只要语义相关，合乎事理，就可以连在一起。如王力所说：“就句子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文言不是没有语法，但这种语法是隐性的而且非常富有弹性，词与词只要意思相关就可以组合在一起，而且很多语法成分都可以省略，再加上词汇的活用(例如名词、形容词、数词用作动词，名词作状语等)，这样语言的组合就非常灵活。文言在词汇和句法上所具有的特点，使古代诗人能更容易打造出优美的文句，文言的优势有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是创造“含蓄美”。文言没有硬性的语法规范，一方面它可以只保留最出彩的词语，将语义浓缩到极致，让语言保持最大的张力，同时，它可以通过对词语巧妙的调配，创造某种言外之意。像“春风又绿江南岸”中，一个“绿”的活用，创造了余味无穷的表达效果。其次是创造“音乐美”。文言的单音节和句式组织的灵活，使古代作家在语言调配上拥有了最大的自由，可以更多地创造出平仄和押韵，使诗歌具有一唱三叹之妙。如张中行所说，如果文言不是句子灵活，单音词多，“像‘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萨都刺《满江红》)，这样字少意繁的句子，写出来是很难的”。再次是创造“建筑美”。中国古典诗歌中不仅诗歌总是保持句式的整齐，在很多散文作品中，文人也追求语言的整齐美，而文言的灵活同样给古代作家提供了方便。朱光潜说：“单就文法论，中文比西文较宜于诗，因为它比较容易做得工整。”比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和“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如果在西文中就要加上许多虚字，很难形成古典诗歌的这种整齐。另外，许多古典诗歌大量使用色彩词，在色彩美的创造方面也很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