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西方经典叙事学著作译介到本土以来，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方面相关理论专著大量面世，相关叙事研究论文大量发表，据不完全统计，最近10年在中国知网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篇名中包含“叙事”一词的就有近3万篇。另一方面，2005年成立了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年会每两年开一次，至今已举办了五次年会，每次提交论文的参会学者人数众多；同时科研机构成立了叙事学研究中心，叙事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显学”。分析以往的相关研究，叙事学研究大致呈现出两种趋向。一种趋向是既有叙事理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同、拓展并且应用到具体文本研究中去了，如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2009年)；另一种趋向是回到传统文本中，专注传统文本的叙事现象，出现了像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年)、董乃斌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2012年)、傅修延的《中国叙事学》(2015年)等理论著作。近年来叙事理论还有扩张到非文学领域的趋势，如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2013年)。

　　无论是西方叙事学理论的经典之作，还是当代叙事学理论专著，都力图把握叙事理论的普遍规则，建立一套比较规范的叙事语法，从而建构一个具有普遍特征的叙事理论体系。当代叙事学研究带有鲜明的普遍主义理论诉求。然而，这种普遍性追求不过是学者们的一个理论理想，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诸多问题。众所周知，语言是本民族生存与文学叙事的存在方式。叙事理论体系首先产生于欧洲语言文学中，它是以欧洲语言与文学叙事实践为典范，是欧洲现代知识语境下的理论建构的产物。从本质上讲，虽然欧洲叙事理论相对而言具有较大的涵盖面和代表性，但它实际上仍然囿于一方，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不同民族的文学叙事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但并不是说具有一种可通约性，一劳永逸的叙事理论并不存在。比如，当代叙事理论丰富庞大，但运用既有叙事理论分析少数民族叙事文本的隐含作者、叙述者、第一人称单数作复数使用、集体叙述视角、中断的情节结构等叙事现象时，会遇到一些困难，这种困难凸显的是丰富的文学现象对既有叙事理论的挑战，以及普遍性叙事理论追求的现实困境。实际上，不同民族语言建构的叙事方式，并非单纯形式的差异与变化，而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和改变。

　　那么，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建构富有时代特色、能够回应丰富文本现象的叙事理论呢？笔者认为，叙事理论必须不断注入新的要素，密切联系语境，才能真正建立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架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叙事理论研究者也注意到了经典叙事理论脱离语境研究的局限：彼时叙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纯形式的分析，没有了文学特有的美学特质，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灵魂的技术操作，因此，密切联系语境是叙事研究者的首要任务。这种语境就是将文本放置于文本自身生成空间、阐释空间的语境，从而使文本获得一种更为丰富理性的阐释。但笔者以为这只是一种具体文本的语境，属于个体性语境。由此语境而达到人类的语境，此间需要将其置于地方性文化语境当中，才能获得对于文本更为切近的认识，而不至于模糊文本的民族性、地方性，不至于模糊属于文本自身的地方文化特性。这一点在面对各国家的少数民族文本叙事时尤其明显。少数民族作家尤为关注本民族的生存方式、民族心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与建构等，他们的叙事方式因而也更为独特。比如，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叙事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中断情节的进程，专心致志地考证随机发现的鄂温克族神圣的历史碎片。显然，这是作为情节的叙事难以容纳历史深处的记忆而形成的一种张力，自身文化传统的展示需要通过结构技巧在文本中加以解决。因此，如果对乌热尔图小说的研究，只是局限于故事的叙事表达，显然难以抵达该作品的真正要义。詹姆逊认为，再现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叙事的问题，就是历史在其中得以再现的任何故事讲述框架的充足性的问题。刘俐俐结合中华民族团结、民族身份认同这个大背景，认为乌热尔图的文学想象空间定位在鄂温克民族生活地域及其特点方面。他描写鄂温克人与生俱来的善良、诚实、热爱大自然，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品质。他的文学想象以认同和赞美鄂温克族虽然落后但素朴美好的文化为基调。作品所虚构的世界是一个处于”落日的余晖”的狩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