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不仅在国内“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在一衣带水的朝鲜半岛,同样备受关注、影响深远。在漫长的历史中,屈原正直高洁的爱国情怀,峻洁纯美的楚辞作品,为儒学背景深厚的朝鲜文人所景仰和推崇,推动了朝鲜半岛汉文学的发展和演进。

　　屈原作品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并无定论,但普遍认为可以追溯至4世纪前后《史记》《汉书》和《文选》传入之时。据《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曾作为基本的文化教材使用,对于《文选》则“尤爱重之”。随着这些典籍东传朝鲜半岛,屈原和楚辞也为朝鲜文人所熟知、评论和研究。

　　屈原作品传入之后,首先在朝鲜半岛文人之间引起巨大反响,他们通过诵读、讲解的口头传播方式,使楚辞文学深入人心。朝鲜王朝著名文臣学者李宜显(1669—1745)在《陶谷杂著》中称屈原作品为“诗歌之冢嫡”,且表示“余少日甚喜之,颇费诵读”。宋相琦(1657—1723)在《南迁日录》中说:“余自儿少时,喜读《楚辞》诸篇,朝吟暮诵,至于《离骚经》,则读八百遍。” 南有容《观清寒子庙退述峰字》诗注有云:“先生喜读《离骚》,读已辄哭,哭已又歌。”

　　与此同时,朝鲜文人出于对屈原及其作品的雅好和推崇,在诵读的基础上,也对其进行深入的阐释、评论和研究。李朝时期,学习屈原诗作形成高潮,《楚辞天问篇》《屈原楚辞》《屈子离骚》《离骚意》《离骚解》《楚辞集注》等书大量被引进和刊行。朝鲜文人利用文学评论气息浓郁的“诗话”对楚辞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说,颇具代表性的有李齐贤《栎翁稗说》、李晬光《芝峰类说》、张维《谿谷漫笔》、车天辂《五山说林》、宋相琦《南迁日录》、李宜显《陶谷杂著》和李瀷《星湖僿说》等。其中,李瀷对屈原作品的评论系统丰富、自成体系,不仅在校正考辨前人疏误、准确阐释楚辞文学特质方面颇有成就,而且在楚辞原注本的基础上曾作《离骚解》,并用其教子:“《离骚解》近因课儿,看《离骚经》,略疏其义,其已显于本注者不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