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次偶然，让我与《文艺报》结缘35年。

　　彼时，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上学。那时，国家还不富裕，我们这些从边地来的学生口袋没多少钱。班里要搞活动，凑点班费很不方便。于是，就有机灵同学发现魏公村邮局正在处理过期杂志，一毛钱一本。何不把这些杂志要过来，同学两三人一组，拿到周边学校和相关单位摆摊出售，每本可以卖两至三毛钱。那时候还没有城管，既可勤工俭学，又可解决窘况。这个主意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有钱的同学先垫上，壮实的同学到食堂借上手推车，三下两下就把杂志拉回了教室。这些杂志里有《大众电影》《航天知识》等，五花八门。大家一见到那么多的杂志，很兴奋，纷纷解开捆绳挑，恨不得先睹为快。

　　忽然，我眼前一亮，看到两捆《文艺报》，心中不由得一动。那时《文艺报》刚复刊不久，16开本，月刊，白色的封面简单图案，五色刊名。翻开扉页一看，“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在我心目中，“中国作家”这一称号离自己是那样的遥远，有种不可企及的感觉。但是，在那个万物复苏的年代，人人都以“爱好文学”为荣。文学刊物成了抢手货，就连征婚启示里都要特别注明自己是文学爱好者，文学一度成了中国婚姻的必备品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文系是一个美好的名词，同学们个个都想把文学梦变成现实。面对这两捆《文艺报》，大家各自抢挑上几期，放到书桌，坐下来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最后，谁都舍不得把手中的《文艺报》拿去“练摊”了。

　　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摆脱了压抑而获得了精神的自由。《文艺报》全新的话题，视角多样独到、文笔精美圆润，语境深幽洞明，论述深入浅出，使我深深震撼。它像是文坛的百科全书，让我感受了这座殿堂生发的独特魅力。上大学之前，我在农村插队和在工厂当工人时，曾经在省市报刊上发表过几首诗歌，虽还存着，以示来路，但已不忍卒读。加上孤陋寡闻，偶尔得以一见刚复刊的《文艺报》，哪怕它已经过期了，但其中的一篇篇文章都在洞析着彼时文坛的信息，涌动着新时期文学的春意，每每耳目一新。尤其一些质朴平实却又别有韵味的散文，都是大家手笔，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