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咏梅近期的小说中，一种生成于俗世同时又与之疏离和决裂的力量奔涌而出，这使她的叙事质地脱离了纯然的“底层”、“市井”或“城市”叙事，而开始复杂和饱满起来。在她以前的作品里，也不乏此类精神的闪光，比如在负一层管理泊车却不断追寻“天问”的阿甘(《负一层》)；生活在庸俗小城却心怀“远方”给笔友写信的少女夏凌云(《契爷》)；俗称为“剩女”却葆有阅读爱好的“文艺女青年杨念真”(《文艺女青年杨念真》)；甚至在做保洁的鲍师傅(《鲍鱼师傅》)和患有肥胖症不得出门的林求安(《暖死亡》)身上，也有着“异类”得可爱的爱好和想法。而现在，这股精神潜流以更集中、更狠辣的方式在黄咏梅的小说中曲折回旋，冲决俗世伦理和庸常堤岸。也许是随着时间而来的智慧使她比以前更关注“诀别”、“时间”、“老年”、“死亡”等终极命题，并且处理得更加从容而散淡。这一切都表明，这位看似温柔婉转的小说家的叙事风格正日趋精粹且成熟。

　　当我们说到“俗世红尘”等词语时，我们感觉到那里传递出来的精神指向似乎是颓靡的，向下的。海德格尔将这种状态称为“被抛境况”：“在闲言、好奇和两可等特性中，绽露出日常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即沉沦。”但是，在黄咏梅笔下的“俗”世界里，我看到了一种深植于凡尘但又与之迥然不同的精神，它以某种日常生活的形态或物象为“纽结”，构成了对于俗世伦理规范和陈腐精神状态的疏离、反叛，甚至是决裂。一个是形而下的“江湖”，一个是形而上的超越，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美学反差和张力。我想，这也是黄咏梅近期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在《何似在人间》中，松村人围绕“人生最后一次抹澡”，内心骚动甚烈，或留恋或恐惧或欢喜，构成了一个生命末端的可哀可叹的世界。廖远昆却全然不在这种种形态之内，除了他作为“最后一个抹澡人”的身份外，更重要的是他独特的“生命观”：“他从来就不怕死，更不怕死人”。他并不觉得“死”是件多么了不得的事，他用一双熟稔的手和不流泪的心送走了一个个松村人，其观念和行为都与松村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小说重点描写了两场抹澡：耀宗老人和小青。前者是“文革”时父亲的死对头，廖远昆虽然如约给他抹澡，却趁众人不注意时用牙签替换了放在他嘴里用来买孟婆汤的银子：“没钱买孟婆汤喝，耀宗老人就永远忘不了人间的那些悲欢离合，也就永远都惦记着自己犯下的错误和结下的仇怨啦。”而在给最爱的女人小青抹澡时，廖远昆的细心温柔让所有的松村女人都羡慕不已。这两场描写将“最后一个抹澡人”与俗世的联系做了一个推断和了结，从此他可以无牵无碍地行走于辽阔的人世间，最终给自己“抹”了一个大“澡”：不小心跌入河里淹死，比谁都干净地“上路”了。一种淡淡的黑色幽默气息弥漫于文本，使小说在面对“生死”这个终极命题时，依然带着一抹精神的洒脱。在这类故事里，可能孕育着黄咏梅对生命的某种深透理解。她不愿意贴伏或认同“松村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所以设置了廖远昆这样一个疏离于世的人物。通过对抹澡手艺的精细描绘，小说衔接起男主人公对待生死情爱的超然淡然，以及他与“松村”——一个微观“俗世”——反向行之的人生姿态。于是，这境界就有了俯视的高度，以及精神的温度。

　　在《瓜子》里，一个由管山人组成的队伍在石牌村和乐运小区兀自生长。在他们看来，努力工作、安然度日便可。但是，少年“我”和管山人像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和父亲一样心怀“广州梦”，渴望进入都市又意识到横亘其间的“深渊”，努力融合但最终宣告失败。狐仙说少年“我”是“孤命”，惟嗑瓜子可解，可这却养成了“我”的好动症而遭到老师的嫌恶，被安排在远离同学的“孤岛位”。在父亲受不了孟鳖的侮辱捅了他一刀后，“我”也只能被送回管山。“我”在中途下了车，努力在纵横交错的轨道中寻找广州的方向：一个既不愿回到故乡又难以融入都市的夹缝就是“我”的世界。这似乎是一个不幸的成长悲剧，或曰“底层故事”。但是，在少年“我”的挣扎和努力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更深层次的“疏离”意识：既疏离于本有的世界，也疏离于当下的难堪。虽然这种努力不具备现实的有效性，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成长和生存的另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