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东流去》作为李凖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饱含了作者巨大的心血。作品分为上下两集，其中上集完成于1978年，下集完成于1984年，最初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85年，李凖凭借《黄河东流去》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名。作品以1938年日本侵略军进入中原，溃退南逃的国民党军队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淹没河南、江苏、安徽三省44县，一千多万人遭灾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了黄泛区人民从1938年到1948年经历的深重灾难及期间展开的悲壮斗争。

　　然而，距离作品获奖30年后的今天，当我重读这部弥漫着浓郁农村气息和农民情结的作品时，我认为李凖寄予在《黄河东流去》中的深广农民情怀已经不再是评判这部作品的惟一价值尺度和参照标准。正如李凖在《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中解释这部作品为何会历时5年时所言：“当我开掘到中国农民的家庭、伦理、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这个主题时，我发现这个矿井不单是储藏有煤，它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由此，从这一层面上讲，李凖之所以“把创作的进程放慢”，其潜在因素是他已经意识到农民这个群体合力呈现出的品质不再只是“农民”的专属，即这种集体品质背后所蕴藏的意义指向已超越了“农民”这一单一场域。同时，李凖说，他写《黄河东流去》的时候“仍在思考”，他思考的到底又是什么？

　　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内核

　　的探寻与吁求

　　在《黄河东流去》的后记部分，李凖指出：“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不想过多地评判肇事者的责任。不管蒋介石也好，东条英机也罢，历史已经对他们作出了最公正的审判。我写的主要是这场浩劫的受害者——‘难民’。因此，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本描写‘难民’的小说。 ”与李凖一贯的农村题材小说不同，他将“难民”作为《黄河东流去》的主题，从国民党“以水代兵”事件写起，展现李麦、海老清、海长松、王跑、海春义、陈柱子、蓝五等七户农民被黄河淹没家园后，背离故土“在死亡线上挣扎下的伦理和生活”。因为李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农民形象，所以学界往往据此把研究重心放置在《黄河东流去》中“农民”或“农村”的论域内。然而，事实上，李凖在《黄河东流去》的尾声部分却给出这样的暗示：“在这些故事中，作者介绍了他们的痛苦和忍耐，也介绍了他们的坚定和勇敢。作者想通过这一段历史，寻找中华民族生存的‘信心’。” 既然作者意在“寻找中华民族生存的信心”，那么，这里的“信心”又是什么呢？

　　(一)仁爱侠义

　　仁爱，作为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思想，是建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不可或缺的精神根基。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孟子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儒家的仁德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筋骨脊梁。在《黄河东流去》中，李凖有意寻找仁爱思想的踪迹。然而，出于“难民”主题宏大叙事的需要，作品对仁爱思想的召唤集中在特定的角色身上。

　　徐秋斋，作为《黄河东流去》中最年长的老者，不仅性格豁达而且具有很浓的“恕道”思想，同时也是李凖寄予传统文化质素最多的角色。作为年纪最长的农民，徐秋斋身上留存了中华民族最底层最悠久的秉性特质——他笃信人应该有“仁爱之心”的主张，觉得处世对人应该“推己及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对人的过错不必苟责，要有宽恕、原谅的胸怀。当听说王跑的驴子被汉奸队抢走后，他先是“气得两眼发红，手脚发凉”，随后给王跑出了一个好主意——让王跑把蛐蛐放到褚元海枣红大马的耳朵里，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救治“走马猴”的戏，最后把从护兵手里赚回的35块钱给王跑，并安慰他说：“给吧，你的驴钱！”

　　如果说徐秋斋热心帮助王跑是念在赤杨岗同乡的情分上，那他帮助素昧平生的梁晴却真真是侠义之举。梁晴随着其他背盐妇女入住“福兴盐行”，发现盐被偷后，哭着跑到徐秋斋卦摊前算能否把盐找回来时，徐秋斋不但没有收她的钱，反而带着她义正辞严地找盐行掌柜理论，掌柜最终因他的声色俱厉不得不赔偿被偷妇女的盐钱。如果说，徐秋斋为王跑讨回驴钱时以妙计取胜，那么他帮陌生的背盐妇女们讨回盐钱时的个人英雄主义便带有英武硬朗的侠士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