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极富传奇色彩的内容，曲波的代表作《林海雪原》自问世以后，经历了多次的改编，体裁涉及小说、话剧、电影、戏曲、样板戏、电视剧等，主人公和故事的框架结构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事所承载的功能从一个指战员对于战友的缅怀逐渐升级到确立工农革命者的历史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成为众所周知的“红色经典”；尔后随着消费主义的泛滥，又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成为提供快感、产生利润的文化产品。《林海雪原》的改编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近60年政治生态、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生逢其时的作品

　　与“不合格”的个人英雄

　　1952年曲波开始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创作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后经《人民文学》编辑龙世辉、秦兆阳的修改，小说选段以《奇袭虎狼窝》为名发表在1957年《人民文学》第二期上。同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从1957年9月到1958年8月，不到一年时间，《林海雪原》印刷7次，累计印数近百万，一时洛阳纸贵。

　　《林海雪原》从创作到出版的5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学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渡的阶段。这一时期，关于如何落实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写出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已演变为文艺战线的切实焦虑。《林海雪原》的横空出世可谓生逢其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林海雪原》始终是被当做纪实文学看待的，在小说的第一版的扉页上曲波写下了这样的献题：“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的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此后无论曲波谈论创作心得还是回复读者提问，包括编辑在介绍推广这部小说的时候，都宣称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小说中人物真实存在”。

　　居高不下的销售数量和热情洋溢的群众来信表明了《林海雪原》的成功，但却始终无法掩盖小说本身与“时代需求”之间的落差。关于新英雄的形象特征，茅盾、瞿秋白、冯雪峰等左翼理论家已将其归结为集体性；朱德提出新英雄主义这一概念，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不是为个人利益打算、为反动势力服务的旧英雄主义，而是新英雄主义、革命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新英雄的本质标准被归结为集体主义和纪律性，要求从“个人英雄主义”走向集体、走向群众。

　　而《林海雪原》通篇洋溢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小说的主角——代号203的少剑波是一个英俊、智慧的英雄。作为这支小分队的军事核心和精神领袖，少剑波的每一个决定都比其他战士技高一筹，被战士和群众视作“首长、母亲、教师”，杨子荣甚至说少剑波指挥千军万马就像挥动自己的两只拳头一样方便；夹皮沟的群众把少剑波看成了“神人”。这种描写虽然能够突出解放军指战员的英勇和睿智，但却极大牺牲了其他战士的形象，同时也将人民群众置于等待拯救的弱者地位，集体主义严重缺席，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背道而驰。

　　1958年，文艺评论家何其芳在评论《林海雪原》时就使用了“个人英雄主义”一词。在何其芳看来，作者对《林海雪原》和集体主义不相容的缺点竟然不加批判而抱着欣赏的态度，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大的违犯，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上。这样的定性不可谓不严重，由此也不难理解，此后与《林海雪原》有关的话剧、电影的主人公、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所发生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