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更多地关注作家作为反思力量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叙事者。王安忆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直接塑造“作家形象”最多的小说家，并且以他们为对象再造象牙塔，抵达了当代中国作家对写作自觉意识的很难达到的高度。

　　如果最初的小说形式是讲述远方的故事，在其日臻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它越来越具有基于模仿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属性。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一书中回顾“我”的写作，提到小时候的看图说话《白兔和灰兔》。她写得非常长，大大超过了100字的要求，为灰兔和白兔编写了很多对话，他们一句去一句来，总也结束不了了,“其实我是在和自己说话啊!”

　　与独白的自我圆满不同，对话源于孤独、困惑和寻求，对话需求是王安忆小说特别重要的叙事动力。有时候那个对话者是自己，比如《雨，沙沙沙》里敏感的女孩雯雯，留给读者的形象就是在柔和亲切的橙黄色中走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各种思绪；有时候对话者是写作共同体中的前辈作家们，《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都是以作家为主角，对正在进行的写作经验进行毫不留情地清理和反思。最近的长篇《匿名》，借用失踪者的故事来讨论人们的在世状态：因为失踪才获得关注，从一个匿名者变成了重要的人，那些隐藏在时光里的自我和人类痕迹重新被唤醒。正是对话属性让我们在王安忆的创作中看到了那么阔达的世界以及一种颟顸式的纯正，所有那些不肯轻易屈就之处都锻造出了异样的花朵。

　　王安忆的写作在1980年代以来的历次文学思潮中都有参与其中的影踪，“雯雯系列”、《本次列车终点》《小鲍庄》《纪实与虚构》“三恋系列”《弟兄们》《流水三十章》《米尼》《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遍地枭雄》《启蒙时代》《长恨歌》《我爱比尔》等在“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欲望叙事”、“张爱玲热”、“上海怀旧”、“文化研究”、“底层叙事”等等文学事件中都有一席之地，成为许多理论与思潮寻找的恰逢其时的解读对象。王安忆的创作大部分是现实主义的，她所热爱的小说世俗性当中，有一个重要位置是留给作家的，她关注同时代人的叙事和经验，这是她的一个重要立足点，所以在对写作本身的自我反思和自主意识上，王安忆可能是自己写作最好的阐释者，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堪称作家中的作家，不仅著有《故事与讲故事》《心灵世界》《我读我看》《王安忆说》等文论作品，而且小说也直接以正在进行的当代写作为质料，比如对新时期自“伤痕文学”以来的写作进行解构和梳理的《叔叔的故事》。小说以两代匿名的集体性的“作家”为对象，讲述了一个充满主观色彩和议论的故事，但这个故事非讲不可，“假如不将这个故事讲完，我就没法讲其他的故事”。她有一篇散文《以谁的名义》，把这个时期界定成为赶超世界先进而带来的不均衡发展的时代，“我们”这样的新一代作家和以“叔叔”为代表的上一辈作家幸运地处身于一个幸福的局部，这就是现代化在第三世界的假象，大家都有快乐的需求和可能。“叔叔”们借助自己的历史比我们的更有说服力，在许多历史的关节点上，编了很多安慰灵魂得救的故事，把梦做得很结实，骗取了几代人的信任。《叔叔的故事》之力度不仅仅在于她解构了“叔叔”们的叙事和人生神话——“我们”这一代干脆回避了灵魂，我们在反对伪理想主义的同时，把孩子和污水一齐泼掉了，或者说为我们把真正的理想主义弃之如草芥——而这一切恰恰是“叔叔”潜意识里想做而不敢做的。解构掉叔叔故事的我们同样是不幸的，也就是《叔叔的故事》中所宣称的“我不再是快乐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