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Formation of Historical Fissions and Cross-cultural Context: Rethinking and Exploring the Changes of China’s Academic Thoughts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作者简介】殷国明，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062

　　殷国明(1956- )，男，江苏常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中国20世纪的人文学术和文学批评之发展，充满着历史、文化、社会及心理的裂变。如果说，跨文化语境的生成，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新的裂变：从旧的肌体中滋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呈现平台和方式，那么，就不能不顾及到这种裂变的独特性、复杂性和持续性，以及中国本土文化对于这种裂变的接受、理解、应对能力和方式。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中国学术和文学批评的转型，不仅意味着对于传统文化的不断反思和吐故纳新，而且本身也在不断裂变中求生存、求发展，其不断被卷入新的文化语境，由此不断面对新的命题和挑战，不断转换自己的思路和策略。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cademic thoughts in humanitie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s full of histor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issions. If we say that the form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ntext means a new fis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namely a new platform and mode given birth to by its former self to present culture; then the uniqueness, complex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fission, and the capacity and the way to accept, to understand, and to respond to, this fission of China’s native culture will have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Of whic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s academic research and literary criticism will not only mean a constant reflection on, and renewal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 constant fission for their ow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That is, China’s academic research and literary criticism will continually be involved in new cultural contexts, thus to constantly face new propositions and challenges, and shift the ideas and strategies of their own.

　　【关 键 词】裂变/学术史/转型/变与不变fission/academic history/transformation/changed and unchanged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4)05-0005-08

　　由于中国文化的历史悠久和博杂，更由于近代以来世界境况和局势所发生的重大变化，20世纪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变革，在主体、主题、语言、形式和叙述方式诸方面都不断有所变化和创新，确实给人一种眼花缭乱、变化莫测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社会文化的变化，也缘起于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状态以及我们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变革。就文学批评来说，近代以来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与作用日益凸显，几乎在每一次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和转换的时刻，都能见到其身影和锋芒；而文学及其文学批评本身的变迁，无疑也成为整个历史变革中的重要部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一种更广更深的维度去理解这种变革，成为研究这个课题的任务和目标，而对于跨文化语境的理解与把握，则成为跨入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历史时空的文化桥梁。

　　裂变观念的引入，或许能够为把握和理解这场历史巨变提供一把钥匙。作为现代原子物理学的重要发现，裂变不仅揭示了物质微观世界的奇妙景观和运动规律，而且为人类了解宇宙天体的变化，提供了新的维度和路径，甚至为人类认识自我及其社会的变迁，开启了新的方向。因为如今从天空遥望地球，世界是多么渺小，且处于不断的运动和裂变之中，类似广阔宇宙的一个原子。

　　一、“世界文学”：跨文化语境生发的历史机遇

　　说到人类社会，历史及其文学的裂变，不能不关注其发生的文化语境及其变迁。

　　“语境”(context)这一术语，最初由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1884～1942)提出，后逐渐从人类学扩展到语言学、社会学和文学理论及批评领域。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主要从结构功能角度出发，发现了语言和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使之聚合成一个新的完整的概念，从而为人类学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方向。而在英语中，“语境”原本就是由“文本”(text)和前缀(con-)组合而成，不仅为文本的意义设置了广泛的、有限定意味的关联项，具有上下文、互文、情景、对话等多种指认，而且为探讨和理解人类在不同地域、不同意向、不同语言条件下的文化行为，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跨文化语境由此成为我们进入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个路标。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激烈动荡和变革，文化也从相对的封闭状态向开放与改革的方向变迁，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新的格局和特点。其中，西方文论的传入及其引起的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与交流，不仅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事实，也是我们了解和反思历史文学变迁的一个交叉口和基本点。至于这种变革在文学及其文学批评领域带来的显著变化，则是跨文化语境的生成和展开。这不仅是一种价值尺度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更是一种语言氛围和话语范式的更新，它以一种渐变的方式解构着古老的、封闭的思维空间，催生了一种与整个世界多向度交流和置换的文学语境。

　　其实，虽然“跨文化”理念这些年才在中国学界流行，但是其酝酿、发生和拓展，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体现了人类在全球化进程中对于人类发展新的期许和思考。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迅猛发展，不同国度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越来越顺畅、方便和深入，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新的碰撞、争论和交融不断增多，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人文学术空间和氛围。在这种语境中，几乎各行各业都加入了“跨文化”交流的行列，成为身临其境的参与者、研究者和实践者，在共同建构一种新的人类共通的自觉的文化意识。

　　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来说，这种语境就是“世界文学”时代到来的前兆。其前提是科技与工商业的高速发展，已经破坏和摧毁了文化在单一和封闭状态下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不单单是物质产品，而且包括任何文化生产和产品。如果它们还想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获得人们认同的话，都不可能仅仅以本土文化为资源，仅仅以某种单一价值取向为标准，而是要吸取多种文化为基础，极力扩大自己受众的范围，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自己的知音和消费者。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继续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表述：

　　——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无疑，作为一本文化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的历史魅力不仅在于其深刻的思想性，还在于其对于世界文化走向的前瞻性和预见性，这两者使之至今还具有不容置辩的理论价值。100多年前，继歌德②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把“世界文学”的发生，放在了一个新的语境中加以阐释，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将导致各种文化交流融通的前景，这就蕴含着“跨文化”语境的理论发现，展现了人类文化必然出现的历史格局。

　　显然，在当今思想学术领域，“跨文化”作为一种历史语境和学术理念，已经获得广泛认同和响应，不仅很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跨文化”学院和相关的专门学科，以不同方式和途径进行跨文化交流和对话，而且“跨文化”已经成为人类思想学术不可或缺的基础和背景。因为“跨文化”不仅是一种新的学术理念，以及由此构建的一种新兴的人文研究学科，而且更是一种新的学术视野和思维方式，其意义在于超越旧有的传统的单一的思维逻辑，突破固有的狭隘的文化价值观，以一种多元化、多向度和跨越文化界限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通过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交流和沟通，建构一种人类共通、共享和共赢的文化平台和历史途径。

　　这是一个“世界学术”时代到来的契机。这一时代，如同法国学者阿兰·李维比所说，其只有在“封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跨文化语境中产生，“这就要求我们时刻准备接纳新的模式，那些能够描绘未来世界的新的社会模式、知识模式，我们所要准备的是对世界的再次发现”③。

　　“跨文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实践性，其具有鲜明的动作性。所谓“跨”，意味着一种交流、对话和融通，意味着对某种既定的隔阂、差异和误解的洗涤和消除。它并没有设置特定的对象和内容，却面对着人类以往创造的所有文化遗产和观念形态。没有人会怀疑和否认以往人类文化遗产的巨大价值，因为它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人类存在的精神家园和依据，失去了它们，人类将不成其人类。但是，谁也无法否定，人类在自身存在和认定方面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人类在享受物质文明的新的满足感之时，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却经受着缺乏依托的考验：原有的传统的文化家园正在世界化的经济发展冲击下分崩离析，而新的坚实的文化台基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使得文化之间的冲突显得更加扣人心弦。因为不管人类是否接受文化差异的现实，是否意识到跨文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回避和无法阻挡的趋势，它们所造成的事实和效应已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跨”可能是互相冲撞、矛盾、颠覆、侵占，在人们心灵上形成创伤，留下刀痕，也可能形成一种互相欣赏、交流、融合和丰富自我的良性状态，其关键取决于人们用什么态度来理解和对待，取决于人类自己发展和创造文化的理念和能力。因为文化的核心是人，人创造了过去的文化，人也是处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和对话的主体。当然，在我的理解中，这个主动的“跨”字还包含一种期望，这就是人类能够闯过面对的难关，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度过一段充满文化冲突的历史时期。

　　无疑，正如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一样，“跨文化”至今还存在着许多障碍和鸿沟，其中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历史形成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仍然表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和方方面面，很多文化上的偏见和错觉，恰恰就形影不离，依存于这种社会现实中。它们阻断了人与人之间作为本真、自然和平等的人的交流，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国家、社会阶层和等级的人的观念划分，所谓“文化”也逐渐失去了其人的内核，成为不同利益或阶层“割据”的领地。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精致完备的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并没有减少这种“文化割据”现象，反而加剧了在文化领域的工具化倾向，在不同文化之间制造了新的不信任感。

　　“跨文化”意义和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一样引人注目，它所面临的课题也是人类必须面对的种种问题。在科技日益发展，人类能够轻易毁灭地球也毁灭自己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也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分享人类整体文化，贡献于人类整体文化。由此，我愿意用中国传统的“通”的概念来理解和补充“跨”，“和而不同”，不同有“通”，因为“通”就是要克服万事万物之间的差别和隔阂，通过互相交流和对话，达到物物相通、人人相通的境界。

　　这种境界是可以实现的。1816年，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还可以说“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之不属于哲学史”，而相信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认同这个观念了。人们意识到，人类哲学史应该是不同的哲学体系和价值观的综合和总和，而不能用一种“普遍性”来判断一切。这说明，100多年来世界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已经极大地促进了各种历史传统和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和理解，正在不断破除传统成见和文化壁垒，把人类结成一种多样化的精神整体。因此，在当今世界，人类要共同存在，共同繁荣，首先就要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对话和协调，不断探索人类发展中的新命题，完善人类共同发展的文化观念和机制，在“跨文化”中创造人类新的文化。

　　20世纪的中国，正是在这种历史机缘中跨入世界潮流，走向更广阔的文化时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