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From the Outside Premise to the Inside Mechanism: A Genetic Study of the Social Scienc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作者简介】赵军，三峡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北 宜昌 443002

　　赵军(1978- )，男，安徽省桐城市人，三峡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技管理与政策、高等教育理论与政策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战后地区研究的兴起，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大学系统结构的扩张，以及学科分化格局的形成，为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历史前提；社会科学质量控制和社会科学交流的变化，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动力机制；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直接导致了学科边界的模糊化，并引起人们对跨学科研究自身的反思；在微观视野下，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真正实现过程，必须通过以具体问题为起点的跨学科研究来进行。在此基础上，研究最终揭示了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内在机理，从而从发生学角度呈现了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一般逻辑。

　　The rise of the region,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human activities, the structural expansion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ubject differentiation landscape are the historical premises. The change of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 is the dynamic principle. The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which is based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bout the concrete problem, results in the social scientific vague boundary.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there are intrinsic mechanism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scienc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t las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general logic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rom the angle of the genetic theory.

　　【关 键 词】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学科边界social science/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disciplinary boundary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4.05.030

　　一、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历史前提

　　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日益兴起，并导致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产生显著的变化，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原点来看，1945年前后出现的四个新的发展动向，即战后地区研究的兴起，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大学系统结构的扩张，以及学科分化格局的形成，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生成提供了历史前提。

　　(一)战后地区研究的兴起

　　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旧的世界殖民体系已经瓦解，但美国则在较短时间内奠定了在西方世界的经济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受到战争创伤的所有国家面临着复兴的问题，而战后出现的一批新兴民族国家又面临着紧迫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催生了地区研究，尤其是美国的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以及一些学者，他们已经意识到深入了解非西方社会对于维护美国世界政治经济领导地位的重要性，开始积极推行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而研究非西方社会，就要求美国必须尽快改变多数社会科学家的知识和经验仍以欧美为中心的局面，加深对以往不熟悉的其他地区的理解。加上二战期间美国实施的“曼哈顿计划”所积累下来的成功的跨学科研究的经验，于是以跨学科研究为主要特征的地区研究，在战后的美国成为显学。随后，地区研究在苏联和西欧国家，然后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也都相继出现。地区研究的兴起，对跨学科研究提出了迫切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由于它的广泛性的影响，实质上也强化了跨学科研究的弥散性，使得跨学科研究逐渐渗透到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之中，影响着社会科学的知识和人员结构。

　　(二)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

　　社会科学研究是对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的研究。“现代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交往方式上的全球化、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系统化发展，使得人类现象的多维特征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摆在科学面前。”[1]现实的复杂性对传统的实证式和分析式研究提出了挑战。面对日趋复杂性的社会问题，实证和分析研究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言，研究商品经济关系，既不能用化学试剂，也不能用显微镜，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代替。今天“如果哪门学科的专家敢于断言一种社会问题的性质，那么他必定高估了自己的神性，而低估了问题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无限性”。因为现实问题并不尊重学科的分类，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多维性，要求社会科学必须突破过去传统的单一学科本位思维，从全面整体的角度基于跨学科的分析去认识和理解事物[2]。所以，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为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对象性前提。

　　(三)大学系统结构的扩张

　　二战后，世界各国中学后教育机构出现了显著的扩充趋势，比较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将这种趋势视作是“战后的标志”，并认为“这种扩充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3]。这种扩充不仅仅是量上的变化，更是质的变化，我们将其称为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性扩张。它推进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学术组织的变革，给不断加强的专业化造成了一种结构性压力。因为伴随着规模扩充所带来的学者数量的增加，系统内部的学者们必须寻找新的学科领域，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鼓励社会科学家交叉地侵入邻近的学科领域，并且在此过程中完全忽略每一门社会科学为使本专业成为保留领域而提出的种种合法化依据。而且，传统的合法化依据，也日益受到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的冲击。大学系统内部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组织框架，也开始出现了结构性的松动，以研究中心、课题组等形式组建起来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而这种结构性松动又反过来影响着大学系统的结构性扩张，从而使得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弥散并逐渐取得合法性认可。

　　(四)学科分化格局的形成

　　20世纪初，伴随着传统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日益生成，社会科学学科分化不断加速，到二战前几乎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学会对那些已经专业化的分支领域都给予了承认，大学出于教学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支领域。学科分化格局的形成，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前提。因为专业化虽然带来了更多的知识，但其本身也使得相关的研究领域之间出现了空白。要填补这一空白，就必须要开展跨学科的研究，于是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两种不可分割的趋向：一是专业化的发展，学者们借此而对某一特定的课题获致更深层次的了解；二是杂交，学者们借此而把两门或更多的专业结合在一起，从而把两者的力量一齐发挥出来[4]。诚如莫兰所言，“科学的历史不仅是学科建立和增生的历史，它同时也是学科的边界被打破，一个学科的问题侵入另一个学科，概念流通，混合的学科形成(这些学科将以独立而告终)……的历史，最后它还是不同的学科聚合的粘合起来形成复合体的历史”[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