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日前宣布启动绿色GDP核算2.0研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年初新环保法的施行，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刚刚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国家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部署，对绿色GDP研究有着怎样的影响？绿色GDP研究能否被寄予厚望？

　　绿色GDP有利于重建经济核算体系

　　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资源关系的重视程度经历了一个过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介绍，20世纪40年代，库茨涅兹、列昂惕夫等经济学家提出把一年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加起来进行国民经济核算，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理论创新，由此产生了一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时人们主要关注经济活动，把自然当作是不可撼动的变量，关注较少。而今，经济运行越来越复杂，对自然的伤害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自身福祉，不得不考虑自然这个变量。

　　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绿色GDP研究与推广上做了不少工作。推行绿色GDP核算，是把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因素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将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生态破坏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从GDP总值中予以扣除。其目的是弥补传统GDP核算未能衡量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缺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表示：“我国已悄然进入‘高成本时代’，推进经济增长绿色转型是我国应对资源环境压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主要途径。而绿色转型最重要的是改革考核导向，关键是要确立一套评价体系，绿色GDP研究非常有利于重建经济核算体系，推进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正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在5月7日的发布会上所说，要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方面不断地加大考核力度，不片面地追求GDP，GDP指标只是一个指导性、预期性指标，而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指标已成为刚性约束，许多是约束性指标。经过努力，进一步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一定能够建设好天蓝水净地绿的美好家园。

　　从研究到实践需要相应配套设计

　　绿色GDP研究在我国不是首次。早在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就联合开展了绿色GDP核算研究。2005年，北京等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试点工作。2006年9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公开发布的经环境污染损失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展缓慢。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次重启绿色GDP研究，被很多学者认为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环境保护最新指示和要求的具体体现，更是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

　　但是，从研究到实践，需要很大的决心，也需要相应的配套设计。李佐军认为，绿色GDP指标设计本身要科学合理，考虑资源环境等各方面对GDP的影响，指标体系设计出来后，还要建立起相应的统计制度、评价制度、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只有将完整的制度体系建立起来，才能真正将绿色GDP指标考核落到实处。

　　在曹和平看来，环保研究很必要，真正要实施，还需要站在全民个体角度来思考问题，将过去重视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目标与人民幸福指数的个人目标结合起来，绿色GDP应该成为对以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个改进性指标。

　　把经济绿色转型和稳增长结合起来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健全政绩考核制度，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大幅增加考核权重，强化指标约束，不唯经济增长论英雄。

　　对于整个生态文明建设来讲，绿色GDP研究涉及的综合评价体系或许只是整个生态文明要求的具体一环。因此，应该将其放在更广义层面去理解。

　　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郇庆治看来，绿色GDP是一个工具性非常强的问题，从哲学伦理、社会主义角度去考量的话，很多生态指标难以转化到经济核算上去。

　　郇庆治正在进行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领域的研究，他更关注如何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变为战略。在他看来，绿色GDP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在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上，首先是要形成一个共识，把经济绿色转型和稳增长结合起来。同时，对改革开放以来应对环境问题的传统条块分割式行政架构要做相应调整，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种新型制度架构，一套涵盖统筹协调、执行监督、责任追究等各个环节，囊括生态管理制度、生态经济制度、生态社会制度和生态文化制度在内的综合性制度体系。

　　曹和平也表示，绿色GDP研究不仅涉及环境问题，理论思考的问题可能更多，把经济当中影响环境的、内耗的、腐败的因素等都要剔除掉，要将其上升到哲学方法论的层面去理解，不能狭义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