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汉民族英雄与匈奴民族英雄在北方草原进行了生动的历史表演，汉帝国的历史因此具有了鲜明活泼的亮色。汉与匈奴的关系，通过军事征伐、外交竞争、文化融汇、贸易互补等方式实现了多层面的交往。促成双方联系的有使者、军士、亡人、商贾等，一位有特殊表现的女子也出现在相关历史情境之中。她，就是王昭君。

　　考察王昭君多种文化形象

　　王昭君据说是“本南郡秭归人”，以“郡国献女”的形式至长安入宫，以待诏掖庭身份成为匈奴呼韩邪单于阏氏。王昭君以汉宫女子身份，用青春和生命作为联系汉民族与匈奴民族的中介，成就了民族和好与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她的人生最光耀的亮点，在于出塞“宁胡”，平息了“边烽与战尘”。

　　王昭君故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中留有深刻印迹。对王昭君行迹的真切考察、王昭君影响的全面认识，有助于从一个特定维度理解和说明汉代民族史、边疆史，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观念和文化立场。

　　蒋方教授的新著《汉月边关万古情——昭君与昭君文化》（商务印书馆2015年3月版）是一部全面总结王昭君生平及其历史文化影响的论著。全书分史实篇、传说篇和影响篇，考察了王昭君之“美女”、“怨女”、“忠贞”之女，以及“使者”等文化形象的生成条件和影响幅面。其中的11篇附录，如《“嫱”非官名》、《荀悦〈汉纪〉之“以自请”》、《昭君之子》、《关于〈琴操〉中青冢的记载》等，考论也各有意义。

　　选择证据以古为尚

　　王昭君故事得以广泛长久地传播，自有社会文化背景的原因，特别是历代民众对于民族和睦的热诚向往是重要的心理基因。但是传说有可能动摇历史的真实性。吴小如在《古典小说漫稿》中指出，《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的相关内容，“已经是吸收了民间传说的结果，像文学描写而不像历史实录，带有浓厚的想象虚构成分了”。也有学者提出，其中有些内容，“实出于《琴操》、《西京杂记》等野史杂撰和小说传闻，虚妄迂诞，乖剌实甚，迥与历史事实不侔”。成书更晚的方志资料可能包含更为明显的“浓厚的想象虚构成分”。

　　对历史信息予以分析，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性规范。梁启超在介绍清代实证之学之“科学的研究法”、“科学的研究精神”时，总结了十条基本原则。其中前三条强调：“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3.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其中，“选择证据，以古为尚”的原则，显然是我们处理晚出方志资料时应当认真记取的。

　　该书作者全面收集反映“昭君文化”的方志资料，对之分别进行认真分析，甚至指出若干传说的由来，可以为相关问题的研究者提供参考。书中对导致“当代传说”产生的“复杂心态”予以一定理解，此外，又特别提出要“警惕人为编写的现代传说”的意见。

　　两条传播与接受路线

　　历代怀古诗、咏史诗等文学作品中透露的信息往往具有史学价值，特别是其中所表现的作者的历史意识尤其值得珍重。该书考察了“昭君题材的文学创作”，分析“存在着两条分道并行而有所交流的传播与接受的路线，一者是在民间百姓之中，一者是在上层文人之中”。当然，对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信息需要以历史主义眼光认真审视和甄别。作者对相关作品多有审慎思考和分析，特别是对这些文学遗产中的种种表述是否符合历史真实，进行了仔细考察和鉴别。这样的态度值得肯定和赞赏。

　　作者还注意到民间传说和古诗文遗存中“王昭君的形象演变”：“昭君传说从民间的流传而进入文学的创作，又从文人创作而回到民间再作流传。这样一种上下流动又互相影响的文学传播，持续的时间从汉末一直到今天，在中国社会形成了深远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文化现象，“充分表明昭君传说是一具有强大魅力的文学主题，深得中国民众的喜爱，故能历千年而不衰。伴随着昭君传说的流传，昭君的人物形象也随同历史的演进而发生着启人思考的变化，而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这样的认识以及进一步的认真的学术分析，可以看作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项学术发现，也可以看作文学人类学的一则研究心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