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安全治理是基础、核心的环节。国家安全治理的基本理念是什么？如何有效持续地运转国家安全治理的体制与机制？决策、执行部门与智库之间应当是怎样的关系？9月23日，在上海召开的“国家安全治理：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就国家安全治理研究提出上述问题，并认为以上问题均涉及一个重要研究视角，即中国的国家安全治理应当如何借鉴国际经验与走自己道路之间的关系。

　　明确国家安全治理的定位

　　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同时面临诸多严峻挑战。有学者提出，一方面，中国周边地区成为高风险地区，周边地区消极因素有所增多；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高新技术的进一步扩散，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此外，非传统安全问题同传统安全问题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日益增强。

　　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互联网安全等领域性安全的基础上，如何分析研判总体性安全所面临的跨越性挑战是目前国家安全治理的重点。与会学者提出，当前的诸多问题呈现出安全与不安全的界限难以判断的状态。由于总体性安全判断涉及国家安全战略布局，当前尤需通过制度构建和具体实施程序来推进领域性安全与总体性安全的协调与研判。

　　“正是由于在世界变迁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国家治理的议题和对象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治理手段、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与现在所面对的治理问题已不相匹配，中国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复旦大学法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骥说。

　　安全本身的概念研究要加强

　　去安全化理论的提出，是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研究的最大贡献之一，也使得安全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这一理论对安全这一概念有了新的界定，也赋予了新的内涵，对安全的消极方面提出了质疑，丰富了人们对安全内涵的理解。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李开盛认为，当前国家安全治理研究的重点更多放在哪些是安全问题以及如何应对之上，而针对安全本身的概念、内涵等本原问题缺乏探讨。

　　李开盛认为，过度安全化对国家而言并非好事，一旦将某些问题列入安全化就意味着推动该问题进入更优先级的议程，国家治理的其他内容就会被推后。“需要看到的是，安全化所导致的负面后果是多重的。”李开盛解释，第一是过度安全化，将某些问题的安全程度、紧急程度过度拔高。第二是某一问题被视为安全问题就会脱离正常的政治程序，进而有可能会导致国家战略的偏离。第三是在安全的名义下，某一问题会被分配更多的资源以应对和解决，安全化就此具有了资源分配的实质含义。

　　由于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利益动机推动去安全化在政策层面的实践，去安全化也面临较大的实践阻力。因此，李开盛认为，需要回归安全本原的角度去探究国家安全治理。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并存

　　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丰富，时空领域也更为宽广，内外因素也更加复杂。国内和国际因素关联性增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加大。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关系变化导致了安全观念的变化，出现了安全议程应该宽泛还是窄小的争论，国家安全也从国防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变。习近平主席于今年4月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目前，学界也正兴起关于非传统安全的新的理论研究热潮。在张骥看来，非传统安全研究有其积极的一面，能适应当前安全挑战的复杂性、多元性趋势，但需要看到的是在非传统安全背后，很多非安全问题正在转变为安全问题。而且事实上，领土安全、国防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也正在回潮。但是，这些领域性安全的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学术界仍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金应忠表示，安全要以发展为基础，而发展要以安全做保障。发展与安全构成了国家现代治理的核心内容，两者应当比翼齐飞，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