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与自媒体耳熟能详的时代，新闻的报道端、传播端、接受端发生了极其快速的变化。报道端或文字，或图像，或录像；传播端或网络，或微信，或微博；接受端因海量信息有时呈现不加甄别的盲从盲动盲议。如何规范网络与自媒体的信息传播，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需要媒体人深思，更需要赋予新闻传播一些应遵守的与时俱进的原则，使鱼龙混杂的网事网议更规范。这方面，《史记》的撰写原则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第一是耳食不足信。耳食谓不加省察，徒信传闻。《史记·六国年表序》：“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司马迁有感于“耳食”之辈，对秦朝因短暂存在而不加思考的一“笑”嗤之以鼻。其在批判秦政之暴的基础上，充分肯定秦始皇在统一中国方面的历史功绩，从而摆脱了因“牵于所闻”而带来的“耳食”之弊。这种对历史人物持理性客观的书写态度，既源于司马迁实地考察的漫游经历，“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又带有其宏大的史学抱负与严谨的治史精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

　　第二是实录不为私。司马迁的史学才华在汉代已受到刘向、扬雄等人的推崇。班固承袭刘向、扬雄的论调，把司马迁的史才进一步具体化，认为“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其实录精神，首先表现在他努力如实而非个人想象性地反映古往今来的现实生活。一方面，借《诗》、《书》等古代典籍的记载，了解认识远古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并不盲从覆盖在古籍上的“圣贤”言论，而是在征引其他可靠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作出自己如实的判断。如孔子对“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的礼赞，在司马迁看来是有问题的。他引用伯夷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后，用“怨邪非邪”反诘的语气措辞，否认了孔子所谓的“怨是用希”。其次是“不虚美，不隐恶”的严肃写作态度。历史学要再现历史，因此，史学家只有端正而非阿谀的写作态度，才能正确对待现实，真实地反映生活。史学家在写现实与人生时，必须是非分明，直面人生，针对现实，有为而发，而不是为一己之私，躲避矛盾。要反映现实本质，就必须端正自己的写作态度，正确处理歌颂与揭露的问题，善善恶恶，黑白分明。如《项羽本纪》中对项羽的记录，司马迁该批则批，可颂则颂，确实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真正揭示了复杂的社会人生。他对“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的推崇，不仅停留在赞美的层面，而是把秉笔直书贯彻到具体的写作层面，光大了正直史官坚持的实事求是精神。

　　第三是发愤不为己。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进言而受牵累，受到了残酷的宫刑。这不仅使他在肉体上受到了巨创，更使他的精神人格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幸好他能援引“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为自己的活着找到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他发愤著《史记》，固然有以之为斗争手段揭露矛盾、批判现实、进行抗争的一面，但更多的不是为一己之私怨，更不是违背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私愤。如在《伯夷列传》中明白地直说“非公正不发愤”。所谓“公正发愤”，也就是服从真理，申张凛然正气，愤可以发，但要合乎正义。而《史记》之所以能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司马迁的这种发愤不为己的凛然正气有关。

　　耳食不足信、实录不为私、发愤不为己，虽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一些个人经验之谈，但这种不轻信、客观、为民为公为国的历史书写原则赢得了史学家的尊敬。历史与新闻在书写原则上的某些相通性，决定了《史记》的“三不”对新闻的书写法则有镜鉴之功用。

　　耳食不足信揭示了接受端在接受新闻过程中，应当保留“网上得来终觉浅”的克制，不是见旁门左道之新闻就当真，并且随意恶意传播、生发。虽不能如司马迁一般，足征事发地，但至少在权威渠道未发之前，对新闻性极强的新闻，应当持一种矜持态度。实录不为私，要求报道端对现场的还原，要摒除一己之私，努力如实客观地呈现正在发生的事，避免因选择性的报道而带来对接受端的误导。现实对自己的不公，可以抒发，也可以借助网络媒体等渠道进行广泛传播报道，但要严防私愤的肆意扩大。发愤不为己，对一些“受害者”虽要求有点高，但心思要正，愤要合乎正义，特别是网络“大V”，借网事发网评，渲染事态，更不能违背或逾越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底线。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