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图书馆界有缘，还曾在富丽堂皇的最大型图书馆工作过，工间与工余得到许多方便，读了不少好书，在学业上获益良多。但是很遗憾，在人事上乏善可陈，所以文章刚刚开笔，却只得将那些正规的图书馆略过不写。我要写的是早年接触过的规模很小的图书馆。那只是一些琐碎小事，却给我留下始终难以忘却的记忆。

　　我曾经在太行山区洮河之畔的一所中学工作过。那是一所再普通不过的中学，它的图书馆当然不可能进入图书馆界的排行系列，无论怎样变通排行规则都不可能。但是，这所图书馆的藏书品位却是许多地市级公共图书馆都难以相比的，尤其在中文古籍方面，典藏之中不乏线装的版本。据资深图书管理员封加励女士介绍，这所图书馆的藏书之所以数量多、质量高，是许多年积累的结果。一方面，得益于该馆长期不懈的求购和搜集；另一方面，因为这所学校在各个专业都具备优秀的教师，而且他们热心于推荐优秀的图书。

　　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斗争以及随后的一系列运动，使大量知识分子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被下放到偏远之地。在偏远之地中，太行山区尚属环境稍好的地区。由于时代的契机，使洮河之畔的这所中学“储蓄”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切不要小看这些衣衫陈旧的中学教员，他们做学问的严谨程度并不亚于如今那些西装革履的名牌大学教授。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杨震定老师，他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在杨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系统地阅读中国古代史文献与著作。杨老师为我所列的书目，在这所普通的中学图书馆里几乎都能借到，方便得很。

　　刚到这所中学的时候，我并没有教历史课，而是担任数学课程。最初，我曾立志当一名优秀的中学数学教员，为此，我把学校图书馆中的数学参考书翻阅了一遍。数量不多，质量却属上乘，甚至还有法国巴黎市的中学数学课本（不知道如今是否仍旧保存着）。然而，我“妄图”在初等数学领域驰骋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因为那时候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教育改革运动，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中学课程被简单地划分为工业基础课和农业基础课两门。工业基础课简称为工基，农业基础课简称为农基，学生们私底下戏称之为“公鸡”和“母鸡”。我被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分配去教农业基础课。

　　我年少时割过水稻，至今手上还依稀看得到被镰刀砍破后留下的疤痕。不过，那是在江南农村的经历。我没有在北方农村的生活体验，真不知道该如何上好农基课，只好求助于学校图书馆。庆幸的是，在那里，农业方面的图书竟然门类齐全，应有尽有，正好适时可用。于是，我就在课堂上开讲如何种土豆，如何种西红柿，如何种莲花白（就是卷心菜）等，还配制了精心绘制的彩色图片。正当我讲得起劲之际，驻校工人宣传队的党队长（这位队长确实姓党，我没有杜撰）找我谈话了。因为有学生向工宣队举报，说我在黑板上大种土豆，云云。他倒并不批评我，而是笑着对我说：“你可以让种过土豆的学生讲种土豆，让种过西红柿的学生讲种西红柿。自己坐在下面听讲，不好么？”令人恍然大悟，工宣队长真是大智大慧，我算是服了！

　　不过，时隔不久，我又惹麻烦了。那时上映了一部举国上下必须观看的电影，名为《决裂》。葛优之父葛存壮，当时的名气还不大，只在这部电影里扮演一名配角，记得在影片中他被唤作孙教授。孙教授应该是农业大学畜牧专业的老师，他的专业研究相当深入细致，因此能够给工农兵学员在课堂上大讲特讲马尾巴的功能。然而，这堂课却成了被人们嘲笑的典型，作为教育不能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突出例证，而导演的用心也正在于引导观众对此作深刻的批判。但是我不以为然。

　　有的学生在课堂上套问我的看法。我告诉学生们，我已经到图书馆查阅了资料。相关的文献表明：尾巴对于人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大街上看不到拖着长长尾巴的人；但是，尾巴对于马肯定是有意义的，要不也早就退化掉了。我进一步解释道：比如，在饮水、吃草之时，马尾巴可以驱赶掉叮咬马屁股的蚊蝇；在疾速奔跑之时，马尾巴能够发挥平衡身体的作用。为了形象起见，我还在黑板上涂鸦出一匹奔驰的骏马，它那扬起的尾巴呈现出平展的态势。

　　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言行又被汇报上去了。学校政工组长阴沉着脸找我谈了一番话。他指责我，不是在黑板上种土豆，就是在黑板上画马尾巴，这是与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大唱对台戏。其实，我何曾想得那么高远。党队长说，保不住这个胡说八道的家伙啦。经过学校“革委会”认真讨论，让我带领一个班的学生下乡去。

　　我带学生下乡的地方是一个山村，当时的编制是生产大队。大队离学校约150公里，先要乘坐火车，然后徒步爬山，清晨出发，傍晚抵达。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山村肯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至今仍能清清楚楚地想起那里的山坡与窑洞。

　　为了支持“教育改革运动”，生产大队主动送给学校一百亩土地。我带领学生下乡的任务，就是在那大片的山坡地里种上土豆。这样一来，教育就与农业生产相结合了。临行前，政工组长严厉地训导我说，不仅要在真正的土地上种好土豆，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灵魂深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党队长送我走了一程路，谆谆嘱咐我，要多干活、少讲话。他说，毒火最先是从嘴巴里烧着起来的。我花了好几天才琢磨明白，他那句话是祸从口出的意思。

　　虽说生产大队将土地送给学校了，但实际上还是由队里代耕代管的，至于如何分红，我就不得而知了。为了达到所谓“手把手”的效果，生产大队就将属下的妇女队与学生班混编在一起干活，据说这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好方式。

　　下地干活在当地村民的嘴里不叫“劳动”，而叫“动弹”，看来贫下中农也没有将下地干活看得多么神圣。每天一大早，大队长会蹲在村子前面的小山头上大声地叫喊：“动弹啦！”如此三遍之后，各家的大门陆续洞开，村民三五成群地走向田间。

　　这样动弹了三天，就有一半学生喊累了。大队长建议我将学生分成两个大组，每天一个组动弹，另一个组不动弹。接着，他对我说：“小老师，你就不要再动弹了。”我那时候还年轻，我带的学生都是城郊农业户的子女，年龄偏大，又大多显得老成，我站在学生群里几乎看不出老师的身份，所以村民都叫我小老师。

　　“看你年龄不大，就当老师了，真不简单。也不知道你犯了啥事？非得来这里动弹。”大队长似乎随意地问道。我不想讲土豆和马尾巴的事情，可又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在大队长也未深究，他接着说道：“天地君亲师，老师排第五，你不该再动弹的。”天地君亲师与动弹之间具有怎样的逻辑关系且先不说，这位贫农出身的大队长居然晓得这种“封建礼制”的体系，却是我万万想不到的。不过，我不好意思不动弹，而且牢记着党队长“多干活、少讲话”的叮咛，所以每天照常下地。

　　妇女队长是大队长的嫂子，她在当地颇有头脸，是县妇代会的代表，每年会有两次到县城吃官饭的机会哩。这位中年妇女看上去身子骨很单薄，干活却麻利得很。她带领的这帮妇女也都个个能干，只是说话很糙。

　　“喂，小老师，你看上咱妇女队哪个闺女啦？留在村里当女婿行不？”收工回村的路上，妇女队长竟然拿我调侃起来。这句话倒还规范，接下来可就不雅啦：“你还不知道女人的味道哩。”妇女们顿时哄笑起来，大家都乐得合不拢嘴。眼看学生先已走远，我才安下心来。我赶紧加快步伐追赶学生，免得那群妇女再抛出更不堪入耳的话来。

　　吃晚饭的时候，大队长说：“我批评那帮娘们了，你不要在意。她们也是怕你累着，想着法子要撵开你。你的手里又出不了多少活，再也不要动弹了，没人会说你不好。在我看，念书比动弹更累哩。”我想起来了，临来山村之前政工组长指示我，要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应该是不容怀疑的真理。而大队长无疑是贫下中农的代表，他的言论当然就是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啦。所以，大队长的一句“念书比动弹更累”，给我发下了安心读书而不用下地的“令箭”。

　　于是，我“公然”带着两名学生回到学校，从图书馆提取了三大提包图书返回村子。告别图书馆时，管理员似乎无意地丢下一句话：“这些图书都是副本，不用担心毁损。”生产大队特意清理出一间窑洞，大队长郑重地将锁匙交到我的手里。我在那间窑洞的门上画着一堆土豆，在窑洞里的炕上整整齐齐地排列开三排图书。我向同学们宣布，不动弹的日子可以到“土豆窑洞”来借书读。同学们也很兴奋，大家戏称“土豆窑洞”是学校图书馆的“分馆”。我当仁不让，就任“分馆”的馆长。

　　我和我的学生心安理得地读了一个学期的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结束后，我将那些书全都留在村里了，当然这是经过校方和工宣队批准的。不过，我想不起其中是否有与土豆和马尾巴相关的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