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治郦数十载 殷殷古都情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当代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

　　【核心提示】“当前学术界对《水经注》的研究重点还应回到对其本身，尤其是其地理学方面意义的阐发上，即对《水经注》‘本体’的研究。这既是解决《水经注》现存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研究《水经注》的基本意义所在，更是我数十载治郦的初衷和希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竺可桢、张其昀和顾颉刚、谭其骧等南北学者的努力下，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初步建立起来。特别是张其昀等人编辑的《史地学报》（1921—1926）和以顾颉刚、谭其骧等为核心创办的《禹贡半月刊》（1934—1937）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型。《禹贡半月刊》“发刊词”明确提出：“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以此彰显历史与地理的重要关联。前辈学人秉承“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

　　陈桥驿先生就是继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先生之后，对中国当代历史地理学贡献最为卓著的学者。他凭借宁绍平原的历史地理研究起家，成就涉及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历史城市地理与古都学、方志学与地名学等，尤其在“郦学”研究领域成果斐然。本报记者曾就郦学研究的三大学派、六大古都说的由来等问题采访过陈先生。现在先生虽已离世，其音容笑貌仍在眼前，遂写下此文纪念这位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

　　蒙童初开有祖父引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以研究《水经注》而著名，《水经注》作为对《水经》的注疏，全文超过《水经》20倍，被后世誉为“圣经贤传”和“宇宙未有之奇书”。您和它是如何结缘的？

　　陈桥驿：蒙童初开时，祖父常给我讲故事。每次讲故事时，他都要翻看一本很小的线装书，我对这本书充满了好奇。年岁稍长后我才知道这本书叫《水经注》。小学四年级时，祖父把他的那叠小本子交给我，那是一套巾箱本的《合校水经注》。1941年春，日本侵略军过了钱塘江，绍兴沦陷，学校停课，我只好回到家中。在此期间，我开始阅读任如松编的《水经注异闻录》。这里所谓的“异闻”，其实就是《水经注》中记载的奇异故事，编者只是把这些奇异故事从原书中摘录出来，加以分类编排。

　　有一天，我把想研究《水经注》的想法告诉了祖父，并将手头的三种关于《水经注》的书拿给他看。一本是他给我的石印巾箱本《合校水经注》，另两本是我自己买的世界书局铅印本《合校水经注》和《水经注异闻录》。祖父看后，告诉我哪些版本的《水经注》可以参考，并指出《水经注异闻录》不登大雅之堂，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能拿来做学问。祖父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他给我指了一条研究《水经注》的正道。1954年，我正式成为大学地理学教员后，开始用专业眼光和角度分析郦注，终则扩而广之，成为终生研究的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国内首次提出“地理大交流”的学说，“地理大交流”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怎样的作用？

　　陈桥驿：自4世纪始，北方骑马民族部落一个接一个地越过长城，定居到平原一带，而原来的汉族居民则被迫南迁至江南稻作区。一方面，新领地使移民及其子孙大开眼界，另一方面他们仍怀念着故土，因此与这个时期有关的地理学思想特别活跃，涌现了大量相关著作。这些著作摆脱了先秦时期漫无边际的想象和假设陋习，以直接或间接的实践经验作为写作依据，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许多记载翔实、描述生动的地理著作。之后，人们将这些地理著作统称为六朝地志，《水经注》就是其中无可争议的翘楚。

　　地理大交流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十分漫长。战国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实际上已经揭开了地理大交流和民族融合的序幕，在“五胡十六国”时代进入了飞跃期。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所推行的汉化措施，其实就是在地理大交流后，向公众宣告胡、汉已成为一家，民族融合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基本完成。所以我认为，“五胡十六国”时代虽是一个战火纷争、生灵涂炭的时代，但也是各方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中华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凝聚。